因为雅典农业基础薄弱，粮食稀缺，梭伦禁止雅典出口谷物，但准许出口雅典特产橄榄油到国外，此举使雅典农业迅速过渡到集约性的果园与园圃经营，改变了雅典的经济结构。为了发展雅典的工商业，梭伦允许移民雅典的工商业者获得公民权，还将雅典的度量衡同当时希腊经济发达的城邦科林斯统一起来。梭伦还颁布了这么一条法令：父亲必须教给儿子一门可以赖以生存的手艺，否则儿子有权拒绝在父亲年老后赡养父亲。

　　梭伦颁布的法典废除了德拉古法典严酷的刑罚，只保留关于杀人罪的部分，还禁止对他人包括奴隶在内的暴力伤害，从而大大改善了雅典奴隶的处境。
　　在政治制度上，梭伦彻底改革了雅典贵族专政的寡头制度，废除了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他按财产的多寡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平民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财产越多，等级越高，享受的权利越多，应尽的义务也越多。
　　第一等级的标准是年收入超过五百麦斗的成年男性，被称为“五百斗级”，是雅典最富有的阶级。在政治权利上可以担任一切官职，在军事义务方面提供骑兵，自备武器装备和马匹。
　　第二等级的标准是年收入超过三百麦斗的成年男性，被称为“骑士级”，顾名思义，他们养得起马。在政治权利上可以担任除了财务官以外的高级官职，在军事义务方面同第一等级一样提供骑兵，自备武器装备和马匹。
　　第三等级的标准是年收入超过二百麦斗的成年男性，被称为“双牛级”，顾名思义，这些人有自己的土地，养得起两头牛。在政治权利上可担任低级官职，同时在军事义务方面充当重装步兵，自备武器装备，但不需要提供马匹。
　　第四等级是年收入低于二百麦斗的成年男性，被称为“雇工级”，顾名思义，这一级别的人大多无地或少地，靠给富人做雇工养活自己。在政治权利上无权担任任何公职，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在军事义务方面则是要充当轻装步兵和划桨的水手，不用自备装备，只带棍棒。
　　这种制度设计从表面上看和罗马第六任国王塞尔维斯的改革颇为近似，而后者的改革则在未来给罗马共和国带来了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但事实上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雅典穷人的劣势是无法担任公职，但他们手中的选票仍然跟富人等价，而在富人中总是存在那些愿意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说话的人（罗马也有很多这样的贵族），因此雅典的穷人仍然能够选出对自己有利的执政者；而在罗马，穷人的选票根本毫无分量可言，人数最少的第一阶层拥有超过半数的100张选票，只要团结一致就可以操纵任何议题，而人数最多的无产者却只有一票，表面上看穷人也有权利担任公职，但实际上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当选。梭伦设计的这套制度虽然离真正的公正还差很远，但相比过去的贵族专政，毫无疑问是巨大的进步。

　　除此以外，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防止一些稀奇古怪的提案在公民大会上被提出，梭伦设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出一百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以外的人都可以参选。梭伦还创立了公民审判团制度，雅典公民无论财产多寡都可以参加。
　　梭伦在诗句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改革：“我给了平民恰好足够的权力，/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持一面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中间，/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着优势。”
　　当然梭伦的法典也并不是没有缺点，当有人问梭伦：“你为雅典人制定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吗？”梭伦回答道：“我为雅典人制定的是他们能接受的范围内最好的法律。”他还说：“我通过的法律既是为了出身低下的人服务，也是为出身高贵的人服务的，我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得到公正。我制定法律，无分贵贱，一视同仁。”
　　话虽这么说，但梭伦创立的政治制度没有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他按照财产多寡决定公民政治权利的大小，这不是民主政治(democracy)，而是金权政治（Timocracy）[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所谓民主政治必须是所有人政治权利平等，不论财产多寡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梭伦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废除了贵族的世袭政治特权，开创了一条主权在民的政治道路，即使再穷的人，他也可以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参与到城邦的政治中去，而不只是任统治者宰割的羔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于梭伦立法。梭伦立法为雅典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城邦和在克莱斯铁涅斯改革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铺平了道路。

　　梭伦的改革赢得了平民的广泛支持，但贵族因为丧失权利太多而感到不满，一部分无地平民也认为梭伦没有满足他们获得土地的要求，两个阶级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梭伦完全有理由无限期保持他“民选调解官”的至高权力，成为雅典的僭主。
　　梭伦所处的公元前6世纪初期，正是希腊世界僭主盛行的时期。此时科林斯、米利都、叙拉古、萨摩斯等城邦都被手握大权的僭主所统治，梭伦要是施行僭政，那也不过是赶了个潮流而已，就连他的一些朋友都劝他抓住机会建立僭政,“鱼在网中，别让它跑了。”但梭伦深知僭主统治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他在诗句里这样写道：“我当然也曾愿意获得这个权力，和无数的财富/在雅典做不过一日的僭主/然后我被剥皮/我的后代被消灭”。

　　面对贵族对他的责难，平民对他的不满，要拥立他为僭主的朋友们对他的冷嘲热讽，梭伦说自己“好像一群猎狗包围中的狼”。最后，梭伦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十年后主动放弃了权力，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据说他到过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话和美谈，包括和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那次著名的关于幸福的讨论。
　　在僭主盛行的时代，和梭伦一样被选为“民选调解官”，本有机会建立僭政，而主动放弃权力的，还有雷斯波司岛上的希腊城邦米提列奈的统治者皮塔卡斯，他和梭伦都位列“希腊七贤”之一。他们作为还权于民的政治改革家的美名将永垂不朽。梭伦死后，他的骨灰被雅典人撒在了他曾为之奋战过的萨拉米斯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