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4-02　20: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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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文学国宝迷踪系列之《蒙面双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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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者翻阅了《秦前文字之语》一书，此书是陈介祺分别致当时的收藏家及好友潘祖荫（1830-1890）、王懿荣（1845-1900）、鲍康（1810-1881）、吴云（1811-1883）、吴大澂（1835-1902）五人的书信合集。陈介祺的书信因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而被时人视为“今董”，并转借传抄以便学习和珍藏。书者在此书“致潘祖荫”的书函中找到了有关于“大盂鼎”的记录片断，现摘少如下：
　　盂鼎不知何日至，闻大如今方案，容可八石，自非专车不可。想大车以载，山河之遥，正未易易耳。至日如有精拓，乞先寄……（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左相书归盂鼎，自取方无痕迹，且可速。愚兄似尚非谬，或寄运费二百金与小子，托其制椟（厚木、铁钉叶，内用纸厚糊、塞满不少动，或托子年切致辞苏亿年为之尤妥）。觅车，择京差弁之至可托者委之，而进城事自任之，当必妥速。尽弃所藏而藏此，尚且未过，何计留资他谋耶。强之亦可至，似不如如此，乞恕愚者之直而妄也。（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秋中清朗，维台履佳善，上侍康安为慰。盂鼎已至否。念念……（同治十三年八月八日）
　　上为陈介祺写给潘祖荫的书函，从中可以看出陈对盂鼎的期待之情尤如期待一个新生儿的到来。盂鼎大如方桌，可容入石粮，千里之遥运京师，相当不易。从年初至中秋，仍未运至京师，让陈还是翘首以待。除此之外，陈介祺还特地交待了运输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如打包、装箱、人选等等，可谓用心至上。
　　陈介祺为什么对盂鼎运送京师之艰难险阻如此清楚呢？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下陈所藏的毛公鼎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毛公鼎，因器型之大、铭文之多、历史之久而名扬海内外，被国人誉为“海内三宝”。
　　毛公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公元1851年），是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人闻讯前来争相购买。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向北京的陈介祺发函告知，陈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言明以部分作为定金，部分为运费，让苏雇车专程送来。陈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补苏亿年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秘室，视为至宝，秘不示人。1852年5月，经过深入研究，陈介琪为毛公鼎作了释文和题记。释文竖写，上端是四块形毛公鼎拓本，中为陈介琪毛公鼎所作释文和题记，下为毛公鼎立体拓本。陈介琪得到毛公鼎之后，凭托其高超的传拓技术，制作宝器拓片出售，售价极其昂贵。陈介琪应为考释毛公鼎的先锋人物，也是目前唯一能看到他对毛公鼎的有关文字记载。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物，由作器人毛公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铭文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铭文内容详见附图说明）

　　正因为陈介祺家中深藏着毛公鼎，又见了大盂鼎的拓片，所以他对即将抵京的大盂鼎才会如此期待，很想在第一时间拿到精致拓片供自己研究。这是一个金石藏家的“痴迷”，是对学问的钻劲，正是这股又痴又狠的态度才成就了一代金石印文大师陈介祺。
　　1875年冬，潘祖荫终于如愿以偿获得大盂鼎。他仔细甄别，与陈介祺等好友共同研究，终确认是周鼎无疑。然后，潘祖荫难以遏制那份激动，又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以表达欣喜自得的心情。这是左、潘友谊中的一段佳话，也是左宗棠为国宝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主人。
　　毛公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