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领二十万大军，从幽州南下，浩浩荡荡向北宋推进。大宋王朝惊慌失措，顿时乱作一团，不知如何应对。这时，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迁到金陵，因为他是江南人；而另外一位“忠臣”陈尧叟则主张迁往成都，因为他是四川人。对于这时的北宋来说，迁都无疑是下策中的下策，它会使大宋国本动摇，也会使中原百姓惨遭大辽国的蹂躏。

日期：2012-04-02　22:25:33

　　值此国家危亡之际，寇准挺身而出，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亲往前线，以鼓舞士气，另一方面积极备战。在寇准的督促下，胆小的宋真宗还是来到了澶州。
　　自从契丹大举入侵之后，中原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虽号称二十万之众，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长，粮草不继，犯了兵家之大忌。十月以后，契丹军队在战场上更是节节失利。尤其是当宋真宗亲临北城时，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将李继隆部将张环射死，极大地动摇了契丹的军心。萧太后及丞相耶律隆运也意识到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了，于是便转而向北宋统治者“议和”。最终，宋辽之间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自此，北宋与大辽之间维系了长达一百余年的和平。

　　寇准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宋真宗对其十分敬重，这引起了妥协派官僚的嫉恨，王钦若更是对其恨之入骨。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宋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宋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便开始胡说八道了：“澶渊之盟实际上是一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陛下您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准的‘孤注’罢了，他拿您的性命做赌注，真是危险啊！”

　　本就不圣明的宋真宗一听果然有理，从此便对寇准冷淡起来。
　　景德三年，在王钦若、丁谓等人的连番攻击下，宋真宗罢黜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他到陕州做知州。这是寇准第一次被罢相。后来因形势变化，寇准又官复宰相一职。
　　再后来宋真宗病重，刘皇后参预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有识之士有目共睹。寇准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试图辅佐太子监国，可谁知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了寇准的宰相之职，后丁谓又诬告寇准谋反。寇准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又被逐出了京城。
　　寇准再次罢相后，丁谓最终当上了宰相宝座。丁谓为了将寇准置于死地，把他一贬再贬，最后，寇准竟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去了，当一个小小的司户参军。
　　寇准到雷州之后，由于生活艰难，气候恶劣，他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第二年秋天，一代名相便在忧郁中病逝。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北宋的大文豪苏轼，苏轼曾两度被贬，一次被贬黄州，日子过得非常凄苦；一次被贬海南，提前导致他的离世。
　　因为新旧党派之争，因为“乌台诗案”，苏轼先是被宋神宗贬去了湖北的黄州。名为被贬，实则像是犯人一般被监押在黄州，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很是凄凉，苏轼尽管在诗文当中表现出了乐观豁达的性情，但依旧掩饰不了其内心的无奈和失落：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已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帐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苏轼一生的诗文创作当中，黄州应该是他最夺目的篇章所在，不仅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也有前后《赤壁赋》的反思和感悟。被流放的文明可谓既凄苦又夺目。
　　苏轼自己可能都不曾想到，他被贬黄州算是好的了，后来他竟被贬到祖国的最南端海南，与被贬的寇准成了“邻居”，隔海相望。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样都是不毛之地，也同样都是大文人，文明的眼泪交错纵横，在历史的天空里遥相对应。
　　对于苏轼来说，被贬海南要远比黄州辛苦，加之这时的苏轼年事已高，又长途奔波，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苏轼对自己的仕途失去了全部希望，他认为自己有可能葬身海南了，在一片蛮荒之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苏辙送他兄长去海南，两人一路走得很慢，送到海边时，苏轼笑着对苏辙说，老哥要出海了，要看看那海外的风景。苏辙则苦不堪言，想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有机会再与兄长相见了。的确，这就是苏轼与苏辙的最后一次相见。
　　后来宋哲宗病逝，苏轼遇赦北还，可谁知当他走到常州时竟一病不起了，几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嘱咐要让自己的弟弟苏辙替他写墓志铭。苏辙则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去世。
　　千古文豪，竟在祖国的最南方抒写着自己最后的人生篇章，可想而知，苏轼在海南的境况也远比黄州恶劣。要说当时的海南那可真是个“好地方”啊！在苏轼写给他朋友程秀才的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略知一二，苏轼在这封《与程秀才书》中这样写道：“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冰。”

　　瞧瞧！这是什么地方？当时的海南可不比现在，现在那里是旅游度假的胜地，什么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可在宋朝那会呢？没有肉吃，生了病也没有药，房子没有，冬无炭烧，夏无冰泉，对于苏轼这样爱说笑的大文豪来说，还没有个能说说话的朋友，至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更是扯淡。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苏轼仍然乐观地呆了三年之久。据说他每天一早起都要迎着海风梳理头发，中午的时候便靠着窗户午休，晚上临睡的时候总是要洗脚，还勤剪指甲。
　　苏轼表面上在海南过得是越来越兴致勃勃，病弱的时候，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也好久没来了，他便掐指算算，看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海南岛，本是与中原文明离得最远的一个所在，却因为贬官的存在，因为苏轼的到来，变得文明和温馨起来。
　　被贬之地大多为蛮荒之地，毫无文明可言，如唐朝时的两广之地、云南贵州一代，宋朝也大抵相似，岂能让这些被贬之人过上好日子？于是，韩愈来到了广东的阳山，柳宗元去了广西的柳州，寇准又去了广东的最南端雷州，苏轼竟去了比雷州还要远的海南。而云南、贵州一带也常是被贬的最佳去处，云南曾去了杨慎，而贵州则迎来了王阳明。
　　杨慎是明朝的大学者，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因触犯了嘉靖皇帝，被贬云南永昌卫，这一贬整整长达三十年之久。只不过杨慎的小日子似乎过得还挺不错，也正是在这里，杨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比杨慎还要出名的明代大学者、哲学家王阳明，也没能逃过被贬的厄运，他因触犯了大太监刘瑾，被贬贵州龙场，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是有明一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圣人之一，其所创立的“心学”，影响了后世几个世纪，其学术思想远播到了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也是微不足道的，想贬你就贬你，想让你去哪你就得去哪。贵州龙场有了王阳明可算是幸运了，本是无人知晓的一块蒙昧之地，其历史和文化地位一下子高了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