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周王朝开始衰微，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一职。但是诸侯们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建议当政者听不进去，他的主张难以实现。于是就把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历史按照自己的是非道义标准做了评判，以此希望作为天下人之后的行为准则。他之所以在这部书里贬低（行为不合乎礼法的）天子、斥责（不守规矩）的诸侯、声讨（胡作非为）的大夫，就是为了阐明正确的王道……孔子修订的《春秋》这部书，往大了说，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这样的古代圣王的治国理念，往小了说，讲明了为人处世的原则，分清了难以分清的事物，制定了是非的评判标准，让做事犹犹豫豫的人有了行事的准则，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贤良什么是不肖。保存了已经灭亡国家的文化历史，延续了已经要灭绝的世系，弥补了社会运行中存在的弊端，让已经荒废的好的东西重新得以兴起。这些都是先王之道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春秋》让人能明辨是非，所以有助于治理人民。能对社会起到拨乱反正作用的，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书了。……如果做人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臣子不守臣子的规矩，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就会出现以下犯上。做臣子的不守臣子的规矩，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不守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都是天下最大的过错啊。有这四种行为的人，怎么批判惩罚他们都不为过啊。所以说《春秋》这本书，阐述的就是礼义的根本啊。

　　读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会感觉几乎整篇都在高度颂扬《春秋》。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者，《春秋》确实禁得起这样的表扬，尤其在司马迁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将《春秋》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为后世两千年《春秋》的地位做了一个定论；另一方面，也不乏太史公夹带私货——毕竟《春秋》具有史书的成分，而太史公最大的心血也是著了我们熟知的《史记》这部史书，太史公对《史记》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恰如孔子对《春秋》的期待，都希望能做到教化人心，让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褒扬《春秋》其实也是在抬高自己的作品吧。

　　也正是因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让人明白君臣父子应该遵守的礼义准则，以此来评判这些人做事对不对合不合乎礼义的标准，所以孟子后来评价说：“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从孟子和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来说，似乎孔子修订《春秋》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此，就不好评价了——反正后世“臣弑君、子弑父”这样的乱臣贼子依然屡见不鲜。想来如果太史公地下有知，恐怕也只能对此叹息一句：“呜呼！惜乎《春秋》之义不行，致使天下乱臣贼子无所惧矣！”

　　正是因为后世对孔子修订的《春秋》——为了方便，后面我们就按照惯例直接称呼为《春秋》——有这样高的评价，后来《春秋》就被列为儒家的五经之一，所以《春秋》也叫《春秋经》。过去我们说“四书五经”，其中的“五经”就指的是《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一说是《仪礼》）。后来还有所谓的“六经”“十三经”之说，但怎么排，《春秋》都在其列。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能称为《经》的要么作者是圣王贤哲，例如《黄帝内经》的作者假托是黄帝，《易经》的作者说是周文王。要么是有宗教背景的，例如《金刚经》《道德经》乃至后来的《圣经》《古兰经》。总之，能称为“经”的，都是地位相当高的书籍。可以说，能被称为“经书”的典籍，其文字传递的理念，就是人们应该遵守的思想、道德乃至行为的准则。
　　但是一说起《春秋》，我们往往还会同时听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这样的并称。即，不仅仅会提到“经”，还会提到相对应的“传”——其实不仅是《春秋》，儒家的很多经典都是即有“经”又有“传”的，例如《易经》就有相对应的《易传》。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经，什么是传？

　　日期：2022-08-28 19:40:21
　　前言（二）：什么是经，什么是传？
　　织之纵丝谓之经，也就是说，经的本义，是织布的时候的纵线（竖着的线）。见过老式织布机的人会很容易理解这个，织布的时候，先要确定好经线，然后以经线为依托，再横着穿插线——这个叫纬线——最后才能织成布匹。所以有“经正而纬成”的说法，这就是经线纬线的最早由来。由此又引申出了地理上的经度纬度的概念，在地理上，南北曰经，东西曰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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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经”是织布的基础，是首先要确定的根本性的东西，由此才引申出来了一层含义，即原则、标准的意思。所以后来人们就把那些对国家社会的运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典籍称之为“经典”——而《春秋》，恰好就是这样一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经典。
　　传，简单的说就是对“经”的解释。对二者的区别，晋代的张华在《博物志》中有一句解释，他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经传并列，就是重要书籍的意思，有个词“名不见经传”，就是说这个人不重要啊，你看，历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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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原始文字意义上讲，与“经”对应的是“纬”，有经书，那是不是应该有纬书呢？还真有，而且纬书还真是对应的经书出现的。尤其是在两汉魏晋时期，谶纬盛行，纬书出现了很多。之所以有纬书出现，是因为当时有些人认为经书不能完全充分的阐明圣人的想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书来进一步解释阐发圣人的想法——这点其实与“传”有点相似，但显然，纬书的作者认为纬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跟经书是可以相提并论。这点与传不同。甚至即使是传，后来还有对传进行解读的，例如《易经》就有《易传》，对《易传》解读的文字称为“彖”，不过这些与我们要讨论的《春秋》关系不大了，属于一点题外话。

　　《春秋》就记事本身而言，文字是很简洁的。一般人只看字面意思，未必能理解夫子想含蓄表达的深层次内容，所以就有很多人来解释，某一段话为何这样说，用这个词又代表了孔子怎样的情感倾向等等——这种解读某段话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一个学过语文的人都经历过。小学语文里我们被训练过很多次解读鲁迅的某一句话。甚至社会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有这方面的倾向。至于作者是不是真的如解读者所理解的，其实谁也不敢说对错了。这种对《春秋》的解读后来有很多学术流派，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是三家，即左丘明的《左传》，公羊高的《公羊传》和谷梁赤的《谷梁传》——这三家后来合称为“春秋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