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华为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是获奖名单中唯一一位在北京的人员。所以我有幸代表项目组去参加颁奖大会。我们所有获奖代表都集中住在北京友谊宾馆。颁奖大会那天，我们6点钟就早早出发，一路上警车开道，很快就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在接见大厅排成几排，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到了11:00左右，以江泽民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了接见大厅，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这些获奖代表并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家大厅。

　　在颁奖大会上，当我登上国家科技界的最高领奖台，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奖状时，心中确实感慨万千：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
　　在华为，我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在华为期间，我获得过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深圳市优秀人才奖等多个奖项。更为重要的是，我参与开发的产品现在已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的人生理想并不高。希望能开发出一些有用的产品，能走出国门去开开眼界，收入能让全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在大学里，非常热情地做了很多开发的工作，但结果非常失望。几个人开发产品，只能做样机，形不成实用的产品。往往是做一个样机，请几个专家来开鉴定会，得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首创的结论就万事大吉，评职称就有资本了。写论文也是抄来抄去，觉得很没意思。

　　华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发平台，目标就是要做出实用的产品。不再是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在开发。公司在开发上的投入是不惜血本。在C&C08开发的时候，尽管公司穷得都发不出工资了，但在产品开发的投入上是大把大把地花钱。上百万元的逻辑分析仪，数字示波器，模拟呼叫器等最新的开发工具应有尽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电路板的开发。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开发电路板，为了省钱，电路图做好后，先要用面包板搭一个试验板，测试好后再投板。但在华为，为了赶进度，电路图设计好以后，马上就拿到香港，以双倍的价格加急投板，一个星期就拿回样板。调试修改后又马上投第二板。就是这样聚集所有的力量在一个产品开发上，才会有C&C08的成功。

　　在华为期间，我有多次机会到美国，日本参加展览会，技术交流，大大开扩了眼界。我在美国有一个师弟在Cisco工作了十几年，是资深的高级工程师和项目经理。但他从来没有机会去参加技术展览会，只是埋头干活。我还经常代表华为参加了863等国家级的技术研讨会以及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
　　前华为老专家点评：
　　记得98年还是99年的北京广电展期间，晚上设领导专场，朱镕基、温家宝等均参观了华为展台。 徐国祥作为展会负责人之一，也在现场，记得当时是刘平代表公司接待领导，朱总理来到展台时，针对华为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当时Z公司正在攻击华为内部银行的事情，据说中央有专项小组调查，搞得公司比较紧张。朱说：“华为是很不错的企业....，送你们一句话（大概）：经营上要稳健发展，技术上要不断求新...”。后来内部银行撤销了，没有再听到什么风声。


日期：2009-5-28 20:12:00

　　华为往事（十八）--C&C08 STP:华为抢占制高点
　　在中国电信网中，最初使用的是一号信令。一号信令是随路信令，就是电话接续的信令和话路是在一起传输的。这样的信令接续速度慢，传输的信息少，不利于电话新业务的发展。后来发展了七号信令，就是现在电话网和移动网都在使用的信令。七号信令是共路信令，就是在电话网之外再建立一个专门的信令网，用来传输接续所需的所有信令。信令网就相当于整个电信网的指挥部，控制中心。一条信令网的链路出现故障，会影响成千上万个电话用户。信令网实际上就是一个数据交换网，它的核心设备就是STP（信令转发点）。华为那时候的设备主要安装在电信网的末端：C4,C5端局。如果能有STP设备进入电信网，将可以一下子进入电信网的高端，其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尽管公司也知道花很大力气来开发STP，可能卖不出去几台（李一男觉得最多能卖十台），但还是决定立项开发STP.当时国内网络中使用的STP设备主要是北电和上海贝尔的。

　　在讨论方案的时候，觉得技术上最难的是内部高速总线问题。李一男在设计万门机方案的时候就是因为解决不了高速总线问题而采用了光接口的方案。现在这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得知邮电部数据通信研究所有一个开发分组交换机的项目组实现了Intel Multibus II总线。我陪李一男去看了他们的开发样机。李一男拔出他们的电路板一看，马上说：“他们的电路板设计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对那个项目组的开发人员的开发水平也是赞不绝口。

　　对于好的人才，华为当然是不会放过的。接下来，我们和那个项目组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几次接触，也请他们到公司来参观，目的是想把他们挖过来。他们几个人年纪跟我差不多，一直呆在稳定的国营企业，对跳到华为这样年轻人居多的不稳定的企业还心有疑虑。尽管公司给他们提出的待遇比他们现有的待遇高达10倍，他们还是不能下决心到华为来。最后，退一步，请他们做技术顾问，每个月领取不菲的顾问费指导我们开发Intel Multibus II高速总线。

　　我带着开发STP的任务来到北京研究所，开始招兵卖马，组建开发项目组。硬件经理是苏立清，软件经理是李贺军，网管经理是岐爱筠，测试经理是陈旻。苏立清后来接替我任北研所的所长，现在是华赛的CTO。在数据所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很快解决了高速总线的问题。硬件的核心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华为对七号信令的研究开发开始得很早，在2千门开局结束后，杨汉超就出来搞七号信令。这时从浙大来了一个博士郑树生，他和杨汉超俩人开始了华为七号信令的研究。后来王良文，唐东风，任茂林，陈青，林莉等人加入这个项目组，专门研究七号信令。在开发STP时，专门从七号信令项目组中调来任茂林和陈青来开发软件，所以我们对七号信令并不陌生。但谁都没看到过STP长什么模样。我们就通过北京办事处联系北京电信局，到他们的机房中去看北电的STP，并搞到了北电设备的全套资料，包括内部结构，功能描述，网管命令等。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不到一年的时间，STP样机就开发出来了。接下来就考虑怎么能把它卖出去。市场部建立了一个STP行销部，负责在全国寻找STP开局的地方。行销部由从杭州办回来的王茂川负责，下面有刘建文。但王茂川生病请假，所以实际上只有刘建文一个人负责。我和王良文负责写STP的宣传资料。当时北电的STP是以分组交换机来实现的，为了表示我们的优势，我们声称是采用“帧中继”实现的，因为当时帧中继更时髦。

　　STP的市场推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很多办事处主任都不愿意销售STP。他们觉得，即使花很大力气去卖STP成功了，一个省也只不过能卖几台。万一STP开局出问题，会影响整个办事处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