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告诉未来-我看中国经济》
第4节作者:
木棉小树 我们前面关于老百姓不花钱原因的第二个判断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从而不敢花钱。所谓对未来的担忧,就是对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担忧,用俗话说,就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八个字。释迦牟尼有一天晚饭后到城外散步,步出城门时突然悟出“生老病死”这人生四大悲剧其实是人根本无法避免的。既然无法避免那就不如不去寻求破解之道(比如提炼长生不老药什么的),而致力于寻求和提升有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释迦牟尼成为佛教开教之领袖。但宗教是负责精神教化之功能,政府则应负责物质之保障。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吃饭问题,就是“食”的问题。到了今天,“衣食行”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得到妥善解决,但是另外五个问题虽然不能说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但要说解决得很不成功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起码民众的非议越来越多。“生”和“病”是医疗体系的问题;“老”是养老体系的问题;“死”我不知道该列到什么范畴,鉴于殡仪馆火葬场都是民政管理的,列为社会保障问题吧;“住”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些年争议最大,很多人因此成为富翁,无数人因此成为“奴隶”或者“蜗牛”。“住”在上述八个问题当中最为特殊,难以武断地对其做分类定性,对这个问题我第二部分会分析。对于这五个问题我不必举太多的实例,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切身体会。我只想说“死”这个问题说一下亲身经历。岁末年初的时候我连续去了两次所在城市的火葬场,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在吊唁亲友的同时我吃惊地发现一个骨灰盒居然需要数千闷?!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在中国,一个人“死的成本”居然如此之高?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中国,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住”五大需求都不靠谱。不仅如此,除了这八大需求外,现代社会还有教育需求。尽管中国几年前总算真正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九年制”的前后两头,即幼儿园和大学教育却开始变本加厉。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自有体会。
也就是说,在六大基本需要都不靠谱的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敢花钱?当然有很多的学者“砖家”可能对我上面的话不以为然,但我仍然想通过数字来说话。
印度作为“金砖四国”中和中国最为接近的国家,和中国的情况最具备可比性。印度2008年人均GDP1024美元,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66.8美元,是印度的三倍以上。即使中国统计体系存在缺陷,但比印度人富得多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反观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富差距悬殊,但社会保障体制却相对完善。不仅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65岁以上、生活贫困的老人,每月还可从政府领到一定数量的老年人津贴和免费的粮食。教育方面,印度公立高校一直实行低收费政策,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这也难怪印度人比中国人敢花钱了。(资料来源:2009年12月8日,证券时报,《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何不及印度》)结果就是:印度2008年的居民消费率是54.7%,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高出近20个百分点。
再来看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权利,差别只是农村医疗和教育条件不如城市。农民进城后则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农民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公民权利和待遇是宪法规定的。根据巴西1988年颁布的宪法,医疗和教育是所有巴西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责任,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经济状况如何,每一个巴西公民都有权在政府各级医疗机构享受免费治疗,在公立教育机构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这部宪法还规定将农村人口纳入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其结果是:1985年到2003年间,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四国的平均消费率分别在70%-80%之间,虽有一定波动,但始终稳定在高于70%的水平。与上述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大约要低20个百分点。(资料来源:《世界各国消费率演变的趋势、比较及启示》,王子先,《求是》2006年第4期)
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占比是美国的二分之一,欧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并且低于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国家,而沙特是因为石油出口占了其经济总量的很大一部分。(《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9月3日,柯志雄。)
综上所述,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可是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那么,老百姓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日期:2010-04-06 16:24:37
6.谁“劫持”了我们的财富
如前所述,中国老百姓不花钱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既没有钱,也不敢花钱。那么,老百姓的钱哪里去了?
对于GDP这个概念,大家再熟悉不过。中国的GDP是采用生产法核算的,简单一点讲就是把每个行业的总产出价值减去投入后的余额加总到一起。但这种方式如果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跟我们的收入没有直接的关系。但GDP还有另外一种算法,就是收入法,计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之和等于GDP。
通俗一点说,从收入角度看,GDP就是一个国家每年所产生的收入之和,如果把这个收入做一下分类,可以分为三类:老百姓的工资薪金奖金等现金形式的收入、企业的现金利润和政府的税收收入。如果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少,只能说明企业和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因为蛋糕就这么大,给你切少了,必然就给其他人切得多了。政府的任务不仅仅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如何合理地分配财富甚至比创造财富更为重要。
日期:2010-04-06 17:08:52
6.1.蛋糕是如何被分割的-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所谓切蛋糕的过程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我们且通过数据来看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下图是1979年至今的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
这个图表告诉我们,从1992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18年的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8.75%,同期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10.27%,前者是后者的1.83倍。
我从上面的数字中还发现了三个关键的时间点或者分水岭:
1.1993年
1993年之前,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从1993年开始,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陡然加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从1993年开始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和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关系吗?
2. 1995年
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变化来看,可以以1995年作为分水岭:之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快速下降,从1979年的28.39%下降到1995年10.67%的最低点;但从1996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不断地快速提升,近年来稳定在20%左右。这一变化,应当和1994的财税体制改革有直接关系。如果说1994年之前的改革主题是“放权让利”,那么,1994年的这次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收权”,把原来中央政府放出去的权利收回。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快速回升。
3. 1998年
1998年之间,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表现出近乎完全的正相关性。但从1998年开始,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的相关性明显下降,财政收入的增速明显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就在1998年发生了让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危机,“臭名昭著”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带领一批对冲基金将整个亚洲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腰缠十万贯,骑鹤回纽约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和今天一样,大兴土木修建“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从而平安度过金融危机,也使得政府的财权进一步加强。原来历史居然会重演!
下面的两个图可能更为直观一些。
我觉得上面这个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增长速度上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但从1996年开始,前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后两者的增长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这种背离越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1999年-2006年中国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图。
我觉得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这个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1995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增长速度上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但从1996年开始,前者的增长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后两者的增长速度。而且越靠近今天,这种背离越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1999年-2006年中国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盈余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也就是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员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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