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导和影响世界经济的角度出发，美国方面出所表现出来以及即将出现的这些问题，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在我看来，值得重视的是，就短期来看，其对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影响将是沉重的。对此，我将在后面适当谈及。不过，依靠良好的统治实力，就长期来看，结合其他复杂与极端的社会矛盾，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短期内如果不出现严重的社会冲突问题，可能还是要小一些的，主要集中体现在知识层和民间层的思维和信心方面，必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对此，可以通过下面一则有意思的经济“空手套”牛皮及其思想交锋，即可窥见一斑。

　　也是在上周，笔者偶尔浏览到《国际先驱论坛报》首页上有一篇报道：曾成功预测安然骗局，并在其股价崩盘时大捞了一笔的查诺斯（James Chanos，此人系美国最成功的卖空者之一）警告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上1000倍，甚至更糟”。他宣称自己正在设法于中国经济泡沫破裂前做空中国经济。
　　对此，《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则显然是嗤之以鼻的。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永远不要做空一个拥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第二，如今的中国显然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低利率、廉价信贷、估价过低的货币和境外热钱涌入，这些导致了中国政府称之为主要城市“房价过度上涨”的问题，而有人将之称作适宜做空的投机性泡沫。然而，中国央行在过去几天已开始小幅上调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目的正是防止通胀，遏制资产泡沫。他认为这是关键所在。他强调自己不会去做空中国，原因并非他不认为中国没有问题，而在于觉得中国既有具有实力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府，也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巨额储蓄（这和美国不同）。

　　不过，也有意思的是，依旧是这位先生在发出上述言论之后，不久又高声发表了看似不同的观点。
　　一方面，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经济体，进而定义了两个概念，来说明权力与知识层面存在对立矛盾的关系。其一是某党及其附属机构，称之为“命令式中国公司”，主要代表是那些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其二是民间知识型商业机构，称之为“网络式中国公司”，这些非常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参与多样化、高价值的商业知识流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及香港等沿海城市。

　　另一方面，他通过“知识流动的重要性”来说明中国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他引用著名商业作家和管理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的思想和言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哈格尔最近发表的《变换指数》（Shift Index）中提出：我们正处在“大变换”之中。过去的世界，战略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保护一整套的知识储备并从中萃取价值——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能知道它的总和。现在这些东西（知识储备）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贬值。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创造价值的重点是有效的参与知识流动，因为它不断的在更新。哈格尔特别指出：“寻找途径联系人们和拥有新知识的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讲，组织外总有比组织内多的多的更加聪明的人。”言下之意是说，在当今这个平面世界，您可以接触到所有的这些人。因此，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与有关创造新知识的不同来源连接越好，便越能茁壮成长。所以他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

　　弗里德曼认为，命令式中国竭其所能压迫、控制和遏制信息传播，只引导政治上被允许的知识流，实现对信息流动的彻底控制，越来越与网络中国相左。而网络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知识的流动，才有可能蓬勃发展。因为在约翰·哈格尔看来，中国已经有一些世界级的网络公司加入了这个世界的“知识流”，如香港利丰集团，一个拥有10,000专门的商业合作伙伴网络和140亿美元的服装公司。再如，大长江摩托车之类的企业集团。这些公司在世界网络上的知识流每天都在更新，并用于产品设计与创新，以及吸收来自全球在供应链管理和其他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此，哈格尔甚至以为，中国民间企业在这些方面，是和美国公司所找到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弗里德曼补充说，网络式中国公司鼓励参与者以各种方式聚集在一起解决问题和应对战，起码能做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一旦有需要时，就会把外面的人拉进来。但是呢，那些命令式传统公司则不同，他们总是保护和利用已有的知识存量，蛮横或狡猾地限制合作伙伴。他进一步分析说，命令式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发展，主要是二十世纪低成本制造业模式，依赖于挖掘知识存量，并限制流动。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若想要继续发展，这部分企业就必转变成网络中国的模式。这意味着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大学和公司参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流动，特别是那些超出既定的行业和市场的边界连接。

　　弗里德曼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未来属于那些致力于促进更加丰富的和多样化的知识流动和发展机构，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人。而不幸的是，某党似乎在打赌，它想要控制三方面的思想与需求。一是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识流，二是以就业理由保持二十世纪命令式中国公司的工厂，三是以增长理由扩张二十一世纪的网络式中国公司。但是，这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能会导致三败俱伤。最终导致至今依旧强硬保守如二十世纪的、不思进取的命令式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实际上，在我看来，弗里德曼的思想转变，其实是从经济决定论回归为社会决定论。中国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仅对美国国债关系而言，就是主要的债权国；同时，始终强大着独占的统治实力，全国一步棋，边界内无任何力量可与之匹敌。不过，对于前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如果通胀或泡沫出现，债权人显然比债务人更不利。因此，我对前天听见一些人在声称“一旦国内通胀持续加剧，将最有益于政府”的小处着眼和沾沾自喜颇感失望：他们估计没有想到“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悬丝之梁——已经有许多人早就提出过“美国经济绑架中国经济”的说法。这些对于后者，打包在一起的话，那问题就更复杂了，这本来也不是经济学能解释的。分析起来就太敏感了。但是，一种强制的社会形态如果抑制了社会发展，必定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然而，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社会发展岂可逆转？历史早就一再证明，任何力量倒行逆施，都会导致生灵涂炭，刀兵四起。可见，弗里德曼的言下之意其实已经是不言自喻，中国的问题将出现在内部，所以他才近乎蔑视地说“要做空某党”。这个方面的内容就点到为此。但对此，我想说的是，一旦我们内部出现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肯定会是十分直接和沉重的。这个时候，美国就不仅仅是通过经济方式来绑架中国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