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3-18　22:49:41

　　7.5史官风骨
　　史官虽不算“公卿”那般的大贵族，但也绝非卑微的刀笔小吏，其自有尊贵处，由周恭王时的史官墙所作的礼器史墙盘可知。史官与祭祀官（卜、祝）最初密不可分，都掌握一定对神秘启示的解释权，然文明进展，巫史逐渐失宠，史官分化出来，独当一面，周代已是史官重于卜官。
　　《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君举必书”指不论君王言行之好歹都须如实记录，以为王者戒。前已指出，中国的“专权”问题并不限于君主，而可以由多种身份或角色来实现。此不得不言及秦邦宣太后此等政治女强人，其为“太后用事”之典范，陈师道甚至说：“母后临政，自秦宣太后始也。”（《后山集》）既处于专权的位置，则必摆脱不掉一些规矩，宣太后的口无遮拦便被记下。

　　她对韩邦的使者尚靳如此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战国策·韩策二》）她说以前伺候秦昭王的时候，大王的大腿搭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于一点，行事疲乏不堪；可将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就感觉不那么重了。王士桢在《池北偶谈》里讲道：“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宣太后此处竟以性交姿势为喻说理，昔日之“俗”，今日来看颇为不俗；昔日之不俗，今日则更为不俗。正因源流久远，且职守必备，史官也就分量十足，敢于讲究操守。故宣后的故事，话未必真如此话，但事想必真有其事！　　“春秋”、“史记”乃先秦史官所撰编年史之通称，因其后有制度与家族的支撑，故能成一大事业。“书”既成为一制度，上下莫不遵循，故诸侯也有《史记》、《春秋》。“春秋”由字面可解，年年岁岁不正是历史之时间维度乎！中国确实有着远胜于印度文明的纪年思想。单《墨子·明鬼篇》便提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此即指周王室以及燕、宋、齐等诸侯国都有官史。其他诸如赵国之《虞氏春秋》，秦国之《吕氏春秋》，则为抒发见解之论文集。

　　所谓“辞多则史”，“文胜质则史”，因文秘之事多由各类“史”承担，史也就渐渐成为了文辞繁缛的象征。切莫看轻了文书小技，王者的贴身文职发展很好，可至位高权重，古有尚书、中书，今有书记。黑格尔虽不甚通我国史，却也能言中一二。他说中国历史作家数量之巨，史学传统绵延之久，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中国人对太史公之故事耳熟能详，而西人至今还不确定古罗马最伟大史家塔西佗的姓名与身世。

　　“史”本是人，即记事者，“史记”乃史官所记，故人史合一。记述是神圣事，讲原则，而不能有私心，李学勤就曾批评说战国人篡改历史的脸皮是非常厚的。中国史官传统所追求者，真也；所维护者，德也！“史德”虽为章学诚提出，然其渊源在先秦。“史”忠实记录事实，竭力维护真相，此乃天职，此外还可发表意见，有监督之效。
　　晋国董狐虽绝非华夏直笔之第一人，然其可堪代表。“书”有书法，人有人心，孔子曾言：“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所谓“书法不隐”，一曰不隐人事，二曰不隐天象。人事固纷然淆乱，然必欲辨清浊；天象固高深莫测，然必欲响应启示。故史书中不能不录水、旱、地震、蝗灾、陨石、日蚀、星变等天地之异象。“究天人之际”岂是空言？此乃史官文化自然发育而附带的特色。文史星历实不可分，《春秋》如是，《左传》如是、《史记》如是。

　　为史官是博雅人生，也是危险职业，然正可于险境中一窥风骨。话说崔杼屠刀正炽，而齐国史官竟敢如实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将其杀害，然史官是家族事业，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兄长的事业，又被崔杼杀掉。第三个弟弟仍站出来秉笔直书。当时南方某一个史官家族的成员担心齐国的史官家族被灭门，便带着简牍准备赶到齐国来支援。后来听说崔杼并没有赶尽杀绝，史实终于还是被记下了，他才中途返回。每读此故事，只感“同道相惜”，其德性之醇美，能令铁石堕泪。

　　孔子得览群策，深知史料之丰，故并不满足于直书，他作《春秋》，惩恶劝善，比法律更严苛，故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只是按礼义公道记述，非私意创作，与“述而不作”并不矛盾，而司马迁则强调自己是“成一家之言。”孔子的“书法笔削”是历史叙事学上的创举，他以一字寓褒贬，笔则笔，削则削，大音希声。“《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榖梁传》）这种史学的突破自然容易引起争议，所以心知肚明的孔子又预言了一回：“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王安石就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此乃囿于时政，不为恒理。鲁国史官左丘明以《春秋》为纲目而作传，其中不免牵涉君臣权贵，故“隐其书而不宣”，以避迫害。

　　随着帝制建立，史权渐为皇权所篡。后人当知治史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性命攸关。藏之名山实不易，良史累如丧家犬。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秦火之后，惟余《秦记》，司马迁惟凭《春秋》与《秦记》两书而成《六国年表》，其谬误不少。其实若依“书缺简脱”的自然规律，先秦史料不至于如此捉襟见肘，此亦可见暴政之毁灭文化。陈寅恪之言“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近乎道！

　　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可能每一支宗族都能健康生长下去，就像皇室没有千秋万世一样，贵族的荣枯是自然规律。春秋战国几百年间的混战使诸侯越来越少，而施行兼并的大国也在内部削弱贵族势力，中国贵族的黄金时代终于让位于帝制时代。此后，王侯将相多无种，贵族凋敝到只能作为一种荣誉头衔而存在。贵族曾经焕发的光与热渐已消散，中国的政治话语开始了从“诺”到“喳”（满语）的演变，贵族特质之继承与精神之延续也只能期待平民政治中精英分子——士来完成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