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闻听大喜，当下就决定把新年号叫做“天启”，铸了天启钱。不过，小皇帝的这个天启钱，与徐寿辉的那个，在“启”字和“宝”字上有明显的不同。


日期:2009-02-18 11:29

　　明朝中期以后的小额交易，用的都是铜钱，所以政府铸铜钱还是有利可图的，
　　那时候朝廷在各省都设立了钱局，铸钱给本省使用。只是各省的钱局，没有中央政府那么高的觉悟，铸钱纯粹就是图利，为了省原料，铸出的铜钱往往质量极劣。
　　官钱如此，民间盗铸的就更加不堪了，钱薄得一碰就碎。
　　文字轮廓都模模糊糊，拿在手里只勉强看得出有个钱形而已。
　　崇祯十二年（1639），内外战事吃紧，朝廷需用大量的钱，但是税赋已经很重，再加税已无可能，于是就在铸钱上打主意。
　　铸钱原料不够，崇祯皇帝就下令把内库所收藏的古代铜器都拿出来，交给宝源局铸钱。
　　但就这样也不够，只好大量掺杂铅砂，铸出的钱极薄，百文摞在一起还不到一寸高，掷地即破碎。

　　崇祯通宝的品类很多，钱背的文字也多达十几种。其中有一种，是背面铸了奔马图案的“花钱”，俗称“跑马崇祯”。
　　这个钱不大像是官铸的，很可能也是私铸的。
　　此钱一出，民间大哗，有人还编出了“一马乱、灭天下”的童谣，广为流传。后世有人附会说：“一马”就是指兵部侍郎马士英，因为他一贯排斥异己，不是个好东西。
　　也有人说，那是指李闯王。“闯”字，不就是一马破门吗？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命中的克星的确就是李闯王。

　　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吃紧，做了一个裁撤驿卒的轻率决策，让米脂汉子李自成下了岗。
　　从此，这莽汉就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最终把崇祯皇帝送上了西天。
　　其实崇祯一朝的阶级压迫，还不算最甚，起码比万历末年要好，而经济问题才是亡国的导火索。只不过历史学家在总经经验时，都不大从这个角度谈而已。
　　接下来，天下大乱，又是一个轮回。眼前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要推翻前一个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了。农民领袖们都有问鼎中原的志向，李自成铸了“永昌通宝”，张献忠铸了“大顺通宝”，后来的孙可望跑到云南，也铸了“兴朝通宝”。
　　明朝终于在起义军围困北京城的隆隆炮声中灭亡了。
　　明亡后，清军入关，江南、闽、桂都有过昙花一现的南明小朝廷，其中福王铸了“弘光通宝”、鲁王铸了“大明通宝”、唐王铸了“隆武通宝”、桂王铸了“永历通宝”，使用寿命当然都不可能长。
　　“燕子楼头蝴蝶梦，桃花扇底竹枝歌。”明朝一切的繁盛，都随着秦淮河水流走了。
　　唯留下几个金陵名妓的韵事，稍稍能让人记住曾有一个王朝叫做“明”。

　　今天，若在秦淮临河人家推窗看，当年明月仍在。
　　不过还是叫人感叹——兴衰成败，何其速也！

日期:2009-02-19 07:59

　　明朝在惠民政策上可打最高分
　　在出版界掀起“明朝热”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对明朝的印象不太好——皇帝多半不像样子，又打大臣的屁股（廷杖），还有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简直是太黑暗了！
　　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而从民众的角度看，你会有新的发现。
　　明朝，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对赈贷工作最重视的一个朝代。我们要是不研究金融史，就不知道这一点。
　　赈贷的意义就是扶助弱势群体，是民本思想最具体的实践。大概因为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缘故，所以明朝始终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朱元璋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对穷人也就特别怜悯。
　　他在位时，两次下令，凡是遇到饥荒年景，各地政府要先开仓赈灾，后打报告汇报，可以先斩后奏。
　　老皇帝知道“一天不吃饿得慌”，也知道官僚机构办事磨蹭，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措施。否则，没有朝廷发话，擅自开仓放粮，那是要论罪的。
　　由于救荒是一项例外工作，不能预先打入预算，因此用于赈灾的钱粮要有个来处。明朝的办法是，允许犯罪者交钱赎罪，也鼓励富户出钱赈灾，出得多的可以赐给官员身份。比如捐120石米或者150两银子，就赏给一个正七品的荣衔。
　　在明朝，动员富户出钱赈灾，是一项制度性的工作，舆论与行政动员双管齐下，这叫“劝借”。全社会大造出钱光荣的氛围，不由你富人不拿出钱来。

　　当然政府也不是强抢，而是让你灾年拿出粮食贷给穷人，丰年时再由政府出面，让借方还给你。
　　这等于借钱，借钱就要支付利息，明朝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很绝妙，就是把免去富户人家的劳役作为利息，借钱粮的穷人就不必向富户支付利息了。
　　借贷双方的合同，由官府出具，这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史书记载，从朱元璋时期起，富人参加赈贷就成为“常制”。
　　在古人那里，是非，情理，就是如此简单。没有哪个富人以“自由权利”为由，抗议政府强迫赈灾。
　　赈灾的粮食是需要提前储存的，明朝设置了专门的预备仓，每个县四处，由民间有德望的老年人管理。
　　不过到了宣德年间，这个预备仓制度就开始废弛，虽经几次整顿，到万历年间还是名存实亡了。

　　废弛的原因是，预备仓的粮食来源，是需要下功夫去动员的；发放赈贷粮，是需要做大量调查核实工作的，都很麻烦，县官们懒得做。久而久之，预备仓的粮食就不进也不出，只放在那儿让鼠雀去消耗了。
　　农民皇帝制定的为农民着想的政策，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就这么给“消化”掉了。
　　百姓不决定县官的命运，所以县官也就不关心百姓的命运——封建社会的“不民主”，其实质用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
　　基层阳奉阴违，中央还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
　　预备仓制度废坏以后，明朝中央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在修补，陆续又设立了“济农仓”、“义仓”、“两利仓”和民间的“乡会仓”，作为备荒粮仓。
　　赈贷方法也有所改进，储备粮食不再像过去那样封起来不动，任其损耗，而是经常收放循环。对贫民的情况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极贫”、“次贫”等级，遇到灾年，就按名册发放，避免临时拥挤到一起、难以甄别。
　　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在做，这就相当难得了！
　　明朝的济农仓等设施，有的到了清初还在用，甚至有一直到咸丰年间还在用的。
　　明朝皇帝最爱民，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一想到朱元璋，就会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日期:2009-02-19 17:00

　　明朝对于借债利率，有法律的规定：凡放债或典当，月利率不得超过3分，利息积累到相当于本金，就不得再计利息。
　　同时还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管辖单位内放债，防止主管官员变相敛财。
　　豪强人家借钱给人家，若借债人还不起，不许未经告官就强夺借债人财产，或者抢夺人家妻女抵债（保护真正的杨白劳）。
　　朱元璋还对高级官员和王公贵族有特别限制，不许四品以上高官和皇亲放债，合法放债也不行，就怕他们以势压人。
　　由于明朝在借债问题上管理比较规范，所以很多资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机会借到周转资金，大部分商人的资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来的。

　　——正因为利率较低，商人才敢于大规模借债做生意，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债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规也要看人怎么执行。明朝民间的放债情况，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弱势群体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群。
　　当时一般的豪强，放债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债人若还不出，豪强就霸占人家妻女，强抢人家田产。正统年间有地方官禀报说，这种情况“官府莫敢指叱，小民无由控诉。”
　　官府为什么不敢制止？
　　人家背后有更强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