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财政拨款和税收上，采用铜币和纸币按比例搭配的办法，以提高纸币在民间的信任度；
　　5、严禁铜钱外流、藏匿、销毁，保持一定数量的铜钱与纸币并行流通，使人民不至于对纸币价值产生怀疑；
　　6、减少政府开支、减少纸币发行量，堵死通货膨胀的两大根源；

　　7、如果准备金实在不足，就用有价证券（新形式的纸币）和实物，主动去兑换纸币，让老百姓觉得纸币还是可以随时兑换的，纸币也就不至于贬值得太厉害。
　　这里面，有高招也有损招，我想，读者自会分辨。
　　这种“称提之说”也得到了南宋几代皇帝的认可，屡次实行。但是有时效果很不好。原因何在？
　　宋末元初有个大学问家叫许衡，他看得明白，曾经这样说：“但见朝廷每次‘称提’之令一下，百姓反受其害，而钱也越短，嘉定年间换发交子用一换二，这是贬了平民一半之财，嘉熙年间又用一换五，这是贬了平民四倍的财富，朝廷无信义，以此为甚！”（见《许文正公遗书*楮币札子》）
　　这位许老夫子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后来降了元，担任了大元帝国的最高学府校长（国子监祭酒），成了蒙古贵族子弟的老师，也为元世祖忽必烈出了不少治国的好主意。

　　他降元，被当时人看成是没有气节，后来也未得重用。但是他看南宋的问题，是看得太透了。
　　他的这段话，其实是点出了南宋败亡的要害。
　　——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掠夺人民财富，无义之甚，那么，危急关头又怎能指望自己的臣民尽忠？
　　所以说，宋朝的覆灭，也跟钱有关。

日期:2009-02-05 14:39

　　懂钱和不懂钱的人就是不一样
　　宋代的文化发达，官员们生活闲适而优裕，所以研究货币理论的人也就特别多。
　　我们大概都知道宋朝有个大科学家叫沈括的，写过一本科学著作《梦溪笔谈》。
　　这人还是个高级官员，参与过王安石变法，当过财政部的长官——三司使。这个官职，在地位上仅次于宰相，俗称“计相”。
　　沈括在科学上建树甚多，是个奇才，他是科学史上第一个发现 “地磁偏角”的人，比欧洲人早了足足400年。
　　在物理学、数学和地质学上，都有发明和创见。
　　货币，也是他的研究对象。
　　我们已经说过，宋朝在货币问题上，有唐代的遗传病，就是钱币数量不够用。

　　“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宋史*食货志下》）
　　钱荒是怎么造成的？沈括有他的看法，其中较有独到见解的，有下面两条：
　　一是人口增多，公家和私人的开支也比较生猛（生齿日蕃，公私之用日蔓）。
　　几个因素加在一起，钱币不够用就不足为怪了。
　　二是公私积蓄的钱币过多。公家实行新法收税费，收来了许多钱币，就藏在国库里；民间也喜好窖藏，很多富户还习惯把大量钱币当做“镇库钱”存起来，动辄万缗。
　　占住了又不用，这些钱就不能在流通过程中创造财富。
　　他说得很形象：“有十户人家的小镇，假如有钱十万，而仅仅藏在其中一家，那么百年后也还是十万。如果投入流通，让别人能享受这十万之利，十户人家都参与流通，就是百万之利。

　　流通不已，钱就将多的不可胜数了。”
　　他说，如今最小的乡镇，平常人家都藏着万缗钱，假如让它们流转天下，何愁钱不够用？
　　他主张要减少公私积蓄，加速货币周转流通。他认为官库和富户占住了钱币，不让货币流转，就不能生成新的财富，于私人、于社会都没有益处。
　　其实他说的，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到今天也还是有人转不过这个弯来。
　　前面说过的北宋大学问家周行已，对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周老夫子是属于“永嘉学派”的，专长是搞儒家理论，还不是专门的金融学家。
　　永嘉学派，现在的人不大知道了，在宋朝，这是和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鼎足之势的一大流派，专讲“功利之学”。

　　他们这群人，以祖籍永嘉（今浙江温州）的为多，所以才有这个命名。他们的观点，和孔子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不以义抑利”。
　　由此之故，周行已对“利”也就看得特别透。
　　他对政府发行大钱很不满，认为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
　　他说，大钱的价值，仅值三枚小钱，却要当十，这当然要引起物价上涨。
　　而且物价上涨的速度，要比你那通货膨胀的速度还快——“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
　　他提醒说，政府想榨取民间油水，老是铸大钱，但民间也不全是傻瓜，跟着就会有私铸。而且就算官府停铸大钱了，私铸也不会停，物价就会一直涨下去。

　　这个连锁反应，责任还在官府。
　　他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钱贬值；钱贬值，就是老百姓的财产贬值，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国家是否就能通过这很不地道的通货膨胀，捞到很多好处呢？也不见得。
　　因为政府本身也要购置商品，同样也要受通货膨胀之苦，要花费更多的行政支出。因此，铸大钱纯粹是短视行为，饮鸩止渴。
　　周行已是个老夫子，终身只当过教育官员，但他对钱的问题，看法比有的宰相高明多了。

日期:2009-02-06 09:23

　　宋朝的宰相，反而是有很多人对钱的问题看不大清楚。
　　我们就拣两个最著名的宰相来说说。
　　一个是王安石。
　　讲宋朝的政治或经济，不能不提到这个人。王安石倒是个忧国之士，当了副宰相之后，就开始在神宗支持下变法。他在任上还不到十年，被迫下台后，他的新法继续在推行，前后共实行了17年。
　　王安石抱的是富国强兵的大志，在当时民本意识的浓厚氛围中，大家都讳言“富国”，所以他只提“理财”。
　　理财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可是他也不说，只说是为了“抑兼并”，为了帮助弱势群体。

　　在他的一系列新法中，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在这里必须说一说。
　　所谓青苗法，就是国家对农民的信贷，一年两次，用的都是钱币，因此钱币的需要量就猛增了上去。
　　所谓免役法，是把差役改为募役，各户按资产情况出“免役钱”，然后国家拿这钱去雇人从事劳役，免得老百姓耽误种自己的庄稼。但是这也增加了钱币的使用量。
　　因此，从神宗时候起，官府铸钱量也开始猛增。
　　钱，源源不断造出来，但仍不够用。这里面既有原先钱币大量流到境外的原因，也有新法带来的新问题。

　　实行新法后，要求老百姓交钱的时间比较集中，规定每年老百姓还钱的时间是两次，到时官家催逼得很紧，撵得鸡飞狗跳墙。民间急着用钱，钱币当然就非常紧缺。
　　前面提到过，因为实行新法，官府每年都收上来很多钱币，都贮藏在官库里，实际的流通量也就大大减少。
　　还有就是，本来钱币就不容易流通到穷乡僻壤，现在要求农民交钱，农民又上哪儿去弄钱？那时候又不能卖血，农民被逼无奈，只得“伐桑枣、卖田宅、鬻牛畜”，惨啊！
　　道理很明白：一闹钱荒，物价就下跌，农民为了交钱，就得忍痛贱卖农产品。这就使名义上的利民政策变成了害民恶法。
　　王安石的变法，把农民坑得不浅，朝中的一大批官僚，必然要借民间舆论反对新法（他们也不完全是政治保守派，起码有一部分还是关心民生的），再加上其他政治因素，最后导致新法完全失败。
　　为此王安石得了个绰号，叫做“拗相公”。
　　什么叫拗？一意孤行也。
　　王安石才高八斗，为人超脱，平时大概不大沾手钱这种俗物。

　　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自己在理论上有缺陷就很难察觉到。
　　他的变法，千好万好，单单就忘了农民搞钱很不容易这一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