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3-14　23:37:15

　　7.3理性早启
　　愚以为《诗经》中最具思想光辉的部分是所谓的“变风变雅”。《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西周中后期以来的内外交困显然触发了政体的纠错机制，创作讽喻怨刺诗的“公卿烈士”开始利用文学来鉴察、警戒、规劝那些表现江河日下的周王与朝臣。在周代，大大小小的贵族或作为“天子吏”，或作为家邦柱石，将君道臣道一并托起，维系着朝政的良性运行，这是他们的权利与责任。孔子认为 “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甚至可以“事君”，这都是自然的。可贵的是，对德政的激励以及对王权的警惕是贵族文艺的一贯做派。

　　“变风变雅”一改情感基调，呈现出“末世之音”的图景。且看《民劳》、《板》、《荡》、《节南山》、《正月》《雨无正》、《抑》诸篇，尽是批判朝政、疑神怨天、尤人厌世之作，既忧虑世道人心，也谴责政治黑暗，更控诉“昊天不佣”、“昊天不惠”（《节南山》），责骂“旻天疾威，弗虑弗图”。（《雨无正》）最有力量的一篇当属《大雅·云汉》，其中诗句堪称惊世骇俗——
　　“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梗。”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遯？”
　　“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
　　“瞻昂昊天，云如何里！”
　　“瞻昂昊天，曷惠其宁？”
　　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那么这些情绪宣泄、道义控诉都是堂堂正正，绝非歪门邪道。故可借明人张次仲之语——“《雅》无大、小，《风》无变、正，《颂》无商、周、鲁。”（《待轩诗记》）从这些责骂式的祷告，抑或祷告式的批判来看，周人已经深深地怀疑“昊天上帝”是否靠得住，甚至连祖神后稷也未必灵光，否则怎么会有频繁的“天降丧乱”呢？（此四字多见于《桑柔》等诸篇）。那么伺候这些神灵还有何用？责难上帝坐视不理，质问苍天何时才能赐天下安宁，这都反映出周人所面临到的信仰危机。读《诗》的直觉告诉我们，周人所追求向往的就是“元亨利贞”！

　　周人的信仰危机继续摇撼巫术的主导地位，对古老卜筮资源进行的总结、维护、神学论证以及继承发展都相继发生，其中掺入政治史的思考是自然而然的，“神道设教”也是反思明证。哲学不提供终极答案，试观《周易》，此书虽为“群经之首”，又是“三玄之冠”，然而今日所见之《周易》不过是《易》众多传本中之一种，魏襄王的墓里有，马王堆汉墓中也有，至于那《连山》、《归藏》已不可得见。《易》之大观也不可能出自文王时，其雏形应得益于西周中晚期贵族对宇宙人生的有所创见。《周易》就是周人在信仰危机时代交出的考卷。

　　易学的建立必基于数学的发展，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奇数偶数，符号组合，诸般引申对应皆视乎所需，而“揲蓍求卦”的机关，实际还是运算原理的应用，贵族习六艺之“数”，自能得心应手。其次得益于占星术的沉淀与天文历法的进步，如“飞龙在天”、“见龙在田”等，这些“龙”都可能是星名。且看顾炎武的惊人之论——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子毕”，戍卒之作也。“龙星伏辰”，儿童之谣也。（《日知录》）
　　说“人人皆知天文”岂非童蒙之语，实不知观测结果乃经贵族手笔。易学的建立最后还需要整个思想领域的“激荡”。事物变化的多样性中隐藏着规律，这是从五行说到阴阳说的核心，只不过从“五形（式）”简约到“两极”。所谓“《易》以道阴阳”，一颗“易”字本就是“日”、“月”相成，先民必先破除对自然的恐惧，于日出日落之作息中领悟变化，日月升降一回就是万象更新的一天。

　　阴阳互动是比“五行”更宏阔深邃的眼光，他既是天、人的直接对话，这有助于启发儒家推重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忧患意识，同时也表明事物具两重性，有助于启发儒家的中和与中正思想。文、武二王之经营，张弛有度，与时偕行，讲究阴阳和合，方能成文武之道。阴阳之念甚至成为莱布尼茨发明二进位制的最早灵感。反思卜筮的潮流自然也启发了道家，世界的客观规律逐渐明朗化，而阴阳导出了祸福、刚柔等对立统一关系。然此风尚不能顺利地延展到所有学派中去，因为只有好古的儒家和致力于预测学的阴阳家才容易接受且乐意去发掘他，故到了董子时代，儒道阴阳的合流并不突兀。

　　易学是众人长期积累的成果，绝非天才独创。“文王演周易”的故事颇为励志，其中的忍辱负重亦是信仰危机时代周人乞灵于祖神的象征。苌弘曾以“方术”助天子统御诸侯，终究不能阻止王政的衰败。墨子的“明鬼”近于宣扬果报，“天志”旨在补救宗教信仰，重树天神威信，皆可谓对症下药。然而贵族逐渐识破了天神的虚妄，也觉悟到人事的关键，因此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在暗中滋长。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但绝非放弃天命观，如某年郑国发生大火灾，国君要祈祷以驱邪避灾，子产却说：“不如修德”。孔子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要“敬鬼神而远之”；到了墨子的时代，出现了大量“执无鬼者”，有着“鬼神者，固无有”的言论；季梁说“民，神之主也”；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同时他还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吉凶由人”。

　　正如《易》催生出独特的哲学体系，《易传》证明了人之本性根于天道，人性之善不再是未解之谜，而得以落实。如果朝此理性方向继续发展，那么蕴含于易学中的数理系统也将彻底摆脱卜筮神学的凌驾，自成天地，然而这个趋势毕竟被中断。欧阳修讲：“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话放在《诗经》时代的一千多年后自然不算伟大，但周人早就认识到这一层，不得不叫人叹服。荀子后来更有“人定胜天”之狂语，此都是后话。

　　关于中国人的理性早启，《诗》与《易》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二者在人文关怀、理性精神与忧患意识等方面甚为相合，其贯通之伏笔正起自贵族所创造并维系的思想环境。此前商王的称谓多用干支，周室的贵族们为了使王与臣都有良知敬畏，不重蹈殷政覆辙，创造性地建立了评价机制——谥法。这个机制按生平事迹给死去的要人以概括性评判，并定下谥号，天子、诸侯，卿大夫及夫人都在评判之列。为何周王认同这个规则，因为他们的先王看重名号（文王、武王），况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逃不过“天眼”。周人这种盖棺定论的政治传统就是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秦始皇厌恶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传统，把它废除掉，直到西汉才恢复。谥号一直延续到王国维那里，溥仪定其谥号为“忠悫”。这位“王忠悫公”有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真可谓一语中的。

　　最后以一首怨刺周幽王的《诗经·小雅·正月》作结——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低头弯腰）。
　　谓地盖厚？不敢不蹐（轻轻落脚）。
　　维号斯言，有伦有脊。
　　哀今之人，胡为虺蜴（毒蛇和蜥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