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刘蓉虽宗理学，但却不满理学家们那种“尚空谈而鲜实用”、“拘而鲜通”的迂阔学风，把“格物”、“读史”都看作是穷理的一部分。强调要通过“格物”与“读史”来及早应付“事变”的“变通”能力，成为真正的治乱之才。尤以刘认为除理学外，世间再无其他学问。为此，他排斥其他学派，斥陆王心学窃佛禅，乱儒宗，不属正学之列。
　　刘蓉还批判阳明心学所推崇的“静坐”和“顿悟”，他说：“静坐之说，实吾人切要之功，但须中有所主，方为无弊；不然，或且坠于空寂。明季学者，所以多诡于程朱而流于禅悟者，盖皆坐此。认为顿悟完全背弃了理学应以“强探力索之劳，履规蹈矩之苦，铢积摞之勤”始能“入圣”的艰辛进程，导致了阳明心学流于空疏无用。刘蓉力主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排斥异端思想，其学术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同时，共商旧学，国藩谓：“先王修己治人，经纬万端，惟在于礼。”嵩焘则学礼而深造自有得。以谓：“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得其意而万事理。”于是研炼岁月，成《礼记质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经，以见诸行事，其素所蓄积然也。及其发为文章，理足辞简，特寓拗折劲悍之意于条达疏畅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国藩之瑰伟，亦异刘蓉之畅发。
　　此时的曾子城追韩愈之雄茂，而语不检亦是皮毛浅识；刘蓉学苏轼之疏快，而味无余尚可相当。嵩焘则得王安石之峭劲，而锋欲敛，畅而不流，拗以出遒，似拟大话。碑传之作，以简驭繁，以叙抒议，语无枝对，义沙明当，出入欧王，允裨史裁。可见三子之异同，但性情却极近极亲，渐生换贴之谊，故而三子交游甚密互鉴互励。

　　自道光十四年（1834年）入书院即与刘蓉郭嵩焘二子同声同气、相好交游，三人同有相见恨晚之感。按照欧阳山长的倡导，也竞相走出课堂、走出书院，近至爬岳麓山、踏橘子洲，稍远涉远至南岳、行走衡阳、湘乡、宁乡等地，游遍长沙周边，在巡游开拓眼界时，三子相从几于密不可分，处处留下游学足迹。
　　一日，三人相约赴岳麓山采风，当同行于红叶亭（即，爱晚亭。由湖广总督毕沅，据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诗句，更名为爱晚亭），刘蓉顿时兴趣盎然，讲起了爱晚亭陈年旧事……
　　他说：“爱晚亭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岳麓书院院长罗典创建，也是吾等书院学子们的荣耀。它与安徽滁县的醉翁亭(1046年)、杭州西湖的湖心亭(1552年)、北京陶然亭公园的陶然亭(1695年)并称为中国四大名亭。”谈及兴致高时一度忘乎所以，好似该亭是其所为一样，摇头晃脑、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这些话题不止一次说起，每次说起三子也觉不厌其烦。刘蓉好似受到鼓励般，就又说起书院故事来：
　　“吾家书院（哈，说起书院，好象是自己私家的书院一样了——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位于湖南省城长沙的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可谓"千年学府”。
　　说起这些来就滔滔不绝：“岳麓书院占地面积31亩有余（2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大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各部分互相连接，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此之外，书院还有大量碑匾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之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等。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
　　子城看着刘蓉说起书院，可谓是如数家珍，暗暗佩服刘蓉之博学，也为此增加了不少往日八股中没有接触到的东西，既心生兴趣，又暗下决心务须潜心苦学，否则被人甩至丢弃亦不为怪。
　　每每这时，子城都会想起刘蓉笑讽自己“太过锐意功名”，致少闻博览而少了不少读书之意趣。
　　又一日，三子再相约登顶岳麓山。是日，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三子兴趣高涨，一鼓作气登上岳麓峰顶的云麓宫。
　　刚到此处，尚未喘息待定，尚有气喘吁吁时，刘蓉刚想张开其三寸不烂之舌开讲，被郭嵩焘抢了话题。
　　抢先说道：“我来说，云麓宫，系道家第二十三洞虚福地。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嘉靖(公元1522 ~1566年)间长沙太守孙复与道士李可经主持加修。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殿元再修云麓宫。时有关帝殿、玄武祖师殿、三清殿三进，明末毁于战火。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重修祖师殿。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两次续修。去年（道光十三年）巡抚吴荣光、布政使惠丰又重修了前殿”（注：此说，为后来修复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支撑）。三人相视而笑，开心至极，都特别享受此时的时光。

　　到了禹王碑，子城也不甘示弱，抢先说，这个我来介绍，三人兴致高涨，竞相表现。
　　只见这禹王碑高约一人高（1.7米），宽一小庹（1.4米），碑文分9行，每行9字，数了一下计77字，末行空四字。其文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文蝌蚪，较难辨认，有人说是道家的一种符录，也有说是道士伪造的。
　　据说在1200多年前，韩愈闻及，亲登南岳岣嵝峰寻访禹碑，还留有诗记。子城最喜韩愈诗文，所以特别关注韩愈的踪迹。
　　他接着介绍说：也有人说不是韩氏真迹；子城补充说：即使是唐宋时赝品，作为纪念大禹治水之丰碑，也是十分珍贵的。
　　刘蓉似乎觉得不说说自己所知，会埋没其才一样，又抢先说道：“我来说说吾院之名流。学院所出之知名学子可谓名流云集人文荟萃。如：彭龟年：太学博士、吏部侍郎，卒后谥忠肃，湖湘学派代表人物。
　　游九功：刑部侍郎，谥庄简。
　　胡大时：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宏的儿子，张栻门生中的首领。”
　　刚说到这儿，郭嵩焘也不示弱，也争先说道：“吴猎：敷文阁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王夫之：哲学家、思想家。
　　陶澍：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
　　彭浚：嘉庆十年(1805年)状元，内阁侍读学士、太仆侍少卿”。
　　子城也来了兴趣，怕无机会，也大声说道：“贺长龄：江苏（此时尚未升任贵州巡抚、云贵总督）。魏源：近代启蒙思想家，学者，著有《海国图志》等……”
　　三子兴致大浓，既述先贤，又暗下决心视其楷模，誓追其后，渐有欲做人雄之志。
　　此山、此院、此人、此声、此碑、此文、此规、此情、此景......皆在默默温润着每位岳麓学子的心灵，使之文脉溶于血脉精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