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城十分认同王夫之史学观。夫之的方法大致有：一是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已经涣散，各自为政，再也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而致朝政之败。
　　二是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比如前人对秦、隋的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的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出秦、隋亡国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三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历数上下千余年历史仍可自由出入，但却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比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等等。这些方法，对于后来曾子城的读史、论史的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夫之不仅博学，还大量著书立说，门类极其繁多：从儒门、道统到佛老异端，从正史、实录到诗文杂剧。笔之所及，即使博学如朱熹等人，亦不似他无所不包、无所不晓。所以不愧为总结者。
　　他之为开创者，则如其《读通鉴论》的哲学基础，其实就是“经世致用”的新思想，而不仅仅是萌芽。王夫之要通过历史来讲时政，本意就是“务当世之务”。其《思问录》，更体现与前代哲学家的两大不同：其一用辩证法抨击机械论；其二将哲学建立在科学之上。
　　子城越读夫之著书越是入迷，特别是对其系统的辩证法思想的感悟，深感其思辨之力意趣迥然。
　　古代哲学的辩证法大多存于箴言、断言，碎片而零乱，从而缺乏系统性，亦时常出现前后矛盾之述。即使是《老子》，也有说“有无相生”，又说“有生于无”的不确定；也时有把“有”升到与“无”同等的地位，又有将“有”贬为派生者；而另一地方又断言“天长地久。”因是大道之道，未有人敢与之较真勘误，互相矛盾之处也鲜有人追究，所以令各肤浅之人各取所需，随意解读、进而曲意吹嘘之空间。

　　王夫之却并不如此，《思问录》看似碎片化，但它却是以系统的辩证法为基础，里面鲜有前后不一的地方。
　　在“内篇”中，王夫之着重讨论了“无有”、“幽明”、“聚散”、“清浊”、“得失”等矛盾范畴，提出“两端，其究一也”的对立统一辩证法；在“外篇”中，他的论述范围更加扩大，并且批判了京房、邵雍、蔡沈等人的世界观；这些人根据《周易》与《洪范》的思想，把世界描绘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认为通过卦象与六爻就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世界仿佛是一个已经编好代码的机器，保持着严格的秩序。

　　王夫之则利用辩证法的偶然性理论来抨击这种思想，他思辨为：“天地间无有如此整齐者，唯人所作则有然耳；圜而可视，方而可矩，皆人为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
　　夫之还以地球之自然为例，不是正圆、轨道也非完全规则椭圆；年有365日，然并非年年如此，也有年长、年短之别；所谓规则，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人们把物形抽象化，想象凡半径都全相等正圆、四边一样之方形等等，思想机械，自然否认偶然性与不规则性。

　　王夫之对机械观予以诘难，针对“破作两片”论予以批驳：“两片四片之说，猜量比拟，非自然之理也。”对立两面虽相互依存，但不能“破作两片”，否则“死形”和“游气”，进而不复存在，世界决非理想化了的。
　　夫之认为：古代思想家们多缺乏科学精神，如王阳明，根本不谈科学。张载虽是唯物者，但其存“执理以限天”的唯心倾向。
　　夫之还指出：张载、朱熹等人却根据义理的思想，认为月球是极阴之物，要“伸日以抑月”，以便符合“阳动阴顺”的义理，硬说月球运行得最慢，太阳运行得最快。对此，王夫之采用当时流行“远镜质测之法”，认可“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最居上”的科学结论，即使他很尊敬张载和朱熹，但仍然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说：“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在《思问录》中，还述及祖冲之、郭守敬、方以智等自然科学之论，且用自然科学佐证其哲学观点。如在《张子正蒙注》中，引用自然科学事例说明辩证法，这在张载原书中是很罕见的。

　　中国的大部分哲学家都喜欢引经据典，擅长独断；而在王夫之的哲学中，有一倾向，把哲学理论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而不以几部古老经典作为立论基础，这是继往开来的创举。
　　此外，夫之对于未知问题亦极谦逊，绝不牵强附会编造。对于“天开于子，子之前无天；地辟于丑，丑之前无地”等宇宙起源论，复言：“吾无此邃古之传闻，不能征其然否；吾无无穷之耳目，不能征其虚实。”对于乱下断言、乱编故事之人，无需理会，因之所言均为无根据之伪哲学。
　　花如此精力研习，估计也有乡情乡谊之故吧？只是缘于其”反清复明，誓不剃发“为志，才使得曾子城因儒子之忠君报国正统思想之禁锢，但凡喜之爱之亦不欲赞之扬之吧？这，或者是笔者的过多解读。
　　但，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念上，曾氏均不太推崇王守仁（阳明）之人及其心学之说。刘蓉更是视王阳明为异端，更甚于子城对其尤不认同。

　　或许此时的曾子城尚不是后来之曾国藩，虽然也知道了宋明理学，接触些王阳明的学说，但对其根本谈不上研读深学，可以说认识的并不深刻。但，毕竟已是在研学八股的基础上，拓宽了不少的眼界，尤以对船山学说的态度算持认同的。或许由于船山之倔强而不敢明示其态度吧。此时，已可看出曾氏对二王（王阳明、王船山）的态度是迥异的，这也为其后期的治学态度或倾向性埋下了伏笔（此处先按下不表，待本书第二部《闯荡京城》详述）！

　　日期：2022-06-25 00:36:11
　　不一样的曾国藩（109）
　　第十六章
　　湘乡会馆再聚首　 共宗儒学有异同
　　三子共宗儒学，曾刘不合阳明之说
　　虽然，曾子城对王夫之学问甚为钦佩，但刘蓉却对船山之学提出批评。郭筠仙则于学术上更崇船山。
　　比较巧合的是，刘郭二子与曾氏虽然都研读阳明之说，但都不愿**其“心即理”之说。特别是刘蓉认为理固然存在于气之中，但并不代表气就是理，理与气是分为二的，他把心归结为气，把性归结为理，所以心与性是分为二的。
　　刘蓉还提出了“读史穷理”的观点，说：“读史者，特穷理之一事耳。古人格物之学，自身心家国，以至天地阴阳之变；古今政治之宜，莫不深考而详究之。凡以致吾之知而已，固未可谓穷理一事，读史又一事也。”
　　此时的刘蓉，对理学已经有了相当的研学与修养。如果不那么严谨地说，曾子城接触理学，应该与刘蓉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刘蓉将曾子城引向了理学的道路也不为过。而此时的曾子城所谓师宗理学，大多是因其为儒生学子，只是名义上的儒子而已。其对理学之识尚处未蒙之状。刘曾相识相学后，才算识得些许理学。严格地说，在学问上，刘蓉远在子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