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刘蓉又与曾国荃在长沙多次相晤。咸丰元年（1850年）七月，再与曾国葆、曾国荃同在长沙赴试时，专门选在一起，与曾国荃同寓曾子庙，朝夕相亲旬日（前后十几天）。二年（1852年），曾国荃在长沙从罗泽南游（跟罗学习，成为罗泽南的门生），正、二月间，刘蓉又与其多过往。由此可见，刘蓉与曾国荃虽没有师徒之名，而有师徒之实。
　　由于曾氏兄弟多与刘罗交往，因此，曾国荃对刘蓉、罗泽南的了解都是比较深入的，故对二人的评价当不为虚言。
　　对刘蓉奖诱后进之功，曾国荃也有如此之说：“其好善之诚，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不啻自己有之，故邑中后进引诱入正道者颇多。”其中包括曾国葆。咸丰元年七月，曾国葆致信曾国藩，云“近来与罗、霞二人谈论之间，两相契合。弟虽不学无识，彼亦乐引之为群。而彼二人者，弟不敢知其将来之见诸行者若何，而察其为学之精纯，与其所言者及其所励诸躬者，无不衷之于道，则弟之所心服而愿学者也。”意思是：近来与罗泽南、刘蓉两人的游学，十分契合恰当。弟弟虽然学习不够，他们也（愿意）很高兴地待在一起。他们二人，于弟弟来说虽然不敢说他们将来成就如何，但看到他们的学问、学术的精益纯正，还有他们对其所励所教的人，都是一起亲身指导，没有不是忠于大道的，都是弟弟所心服口服且愿意学习的呀。

　　刘蓉收郭嵩焘之弟崑焘为徒，谆谆教诲。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刘蓉在长沙与郭嵩焘相聚，得以结识郭崑焘，刘蓉对其非常赞赏，以为“气质绝美”，同丨居丨数日，谆谆教导。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刘蓉致书郭，赐以箴言。闰七月三十日，郭复书，云“诚念吾兄信道之笃，体道之深，其于审端用力之方，必详且悉，尚望开示课程，俾于道得所从入”，请以师礼事刘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刘蓉与郭氏会于长沙，时郭氏参加乡试，谓苟得副车，当可从刘蓉读书。

　　同年十月，刘蓉得知郭氏中举，因写信勉励，首先要看轻名利：“先儒有言，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吾人今日为学，但于此等处识得透、守得定，一切穷通得丧、显晦荣辱之遇，举不复有所欣戚于其中，便自然壁立万仞，扫除一切羁绊，救全一生名节，将来措之事业，亦自光明俊伟，不为利害所屈挠，不为时势所驱迫”。其次要用功于理学：“至于用力之方，进德之序，则先儒之遗训具存，吾弟亦既读之而得其要矣。由是竭吾力以探讨焉，终吾身以服行焉，不得半而止、不见异而迁焉，则亦何业之不广，何德之不崇哉?”

　　二十五年（1845年）十二月，郭崑焘赴湘乡拜访刘蓉，离别时题诗于戴熙所赠双松图便面以赠。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郭以刘蓉招，从新化赴长沙，聚十馀日。二十七年（1847年）十一月，刘蓉招郭来长沙，聚十日。十二月，郭致书刘蓉，请作“毅”字说。之所以选“毅”字，因其字“仲毅”。请刘作字说，意在激励自己，进取正学，以不负刘之期许。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刘蓉随曾国藩创建湘军前的十一年间，郭有很多时间问学于刘。不论在理学方面，还是在人生出处方面，刘的教诲对郭必大有裨益。郭自谓“吾秋试五次始售，未尝稍自愤懑，是罗忠节、刘霞仙两公讲论之力”。郭崑焘之子郭庆藩说，其父自与刘蓉、罗泽南交，“读儒先性理之书，参互考证，严惮切磋，卒以成德。”郭崑焘一生轻视名利、屡辞保举的作风，不能不说亦受刘蓉的影响。郭日后能成为湘中名儒和济世大材，刘蓉培植之功可谓大矣。

　　日期：2022-05-26 03:36:33
　　不一样的曾国藩（79）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重兴会讲传播理学蔚然成风
　　会讲，是一种古老的学术活动方式，即学术研讨、论辩，对推动学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发生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为发展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湘学也因此成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刘蓉已意识到会讲对传播学问的重要性。是年八月，他致书曾国藩，云“闻顷在京城设有讲学之会，不审与同业者谓谁？进德之方以何者为要？用功之序以何者为先？告将课程大端闻示。此调不弹久矣，士林中舍举业外，不复知有学问”。从此，他开始推动以会讲传播理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开办“菁莪精舍”，因其目的是为了宣扬理学，而不是为应试服务，故其教育方法必有异于一般私塾，他的说法是“集同人讲学”，可见“会讲”是他采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友人之中，刘蓉的会讲对象主要有罗泽南、罗信南。罗信南信仰阳明学、佛学，与刘蓉、罗泽南不是同道中人，“平居罕接宾客，惟仲岳与刘君孟容常相从讲学，仲岳笃守伊洛渊源，讲习讨论，条目科级，务为详密……孟容有识鉴，尝论仲岳如高山峻岭，先生（笔者按：指罗信南）如长江大河，时以为知言”，由此可窥见他们的论辩风格。刘蓉完成《<思辨录>疑义》后，想与冯树堂就《思辨录》来一场“讲论”，盖因冯氏对它是持赞赏立场的。

　　罗泽南常常与弟子们开展会讲。如果王錱在场，场面可能会有点失序。王氏“体貌清癯，目光炯炯射人, 声大而远，言语如出瓮中，而滔滔汩汩，不穷于词。常与诸友共侍坐罗忠节公，公议论发，他人莫能置喙，忠节公徐哂曰：`璞山，盍少休，让吾侪一言乎。’公亦自笑也”。道光二十七年，罗泽南设馆于左辉春“芭蕉山馆”。十月，李续宾至，“听讲五日，每有问难，罗山先生深许之。”可见，不是“全日制”学生的李续宾也参与了“芭蕉山馆”的会讲。

　　咸丰元年（1850年）至二年，因罗泽南在长沙贺长龄家开馆，于是他们会讲的地域拓展至长沙。
　　道光三十年（1850年），罗泽南的弟子杨昌濬、王錱、朱宗程、罗信北、彭筠生、胡竹筠、颜拓庵、柳果庵、刘裕庵和刘蓉门生刘黻组“规劝约”。杨昌濬说，这个“规劝约”实由罗泽南、刘蓉、罗信南主持，“每至省邸，必置酒高会，会则必请三先生讲论道学渊源，示以闲邪存诚、直身善世之要，抑其过而进其所不及，同人又必互相质证，凡学术品行以次，至于诗古文辞，美则赏之劝之，失则告之规之”。蔚为一时盛事，士大夫闻之，争羡不已。这无疑可以大大提高理学和湘乡士子在省内的影响力。咸丰元年（1850年）春，左宗棠大概也是循声而来，参与了他们的会讲活动。咸丰四年，左氏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

　　上述人物主要在罗、刘两人的熏陶之下，成为理学新生力量。他们秉承理学经世致用之精神，军兴之后均成为湘军骨干，以事功闻天下，理学随之得以宏扬，而成一时壮观。刘、罗作为开启山林者，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