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沾了岳麓山的灵气，曾子城彻底通了窍，犹如再获启蒙一样顿悟：若实现大志，必先修身养性。加之又有了义结金兰的同窗挟持，更是如开挂一般。所发生之事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日期：2022-05-24 07:26:44
　　不一样的曾国藩（77）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前文说到：或许是沾了岳麓山的灵气，曾子城彻底通了窍，尤如再获启蒙一般顿悟：也有了成事立志的意识，渐知若要实现其志，必先修其身养其性方可。加之又有了义结金兰的同窗挟持，更是如同开挂了一般。
　　所说金兰之谊何人，请接着往下看：
　　刘蓉其人学术见长有奇气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同为湖南湘乡人，比曾国藩小五岁。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由其师朱尧阶引而相识后一见如故（一说相识于湘乡涟滨书院，笔者倾向于朱氏介绍说：因之同为湘乡县人，且刘蓉师从尧阶、尧阶早与曾氏相熟。一说是相识于岳麓书院，此说较迟且无引见之人，似不可信）。郭嵩焘，小曾国藩7岁，字伯琛，筠仙其号也，湘阴人。史载：年十八，补县学生。游岳麓书院，识刘蓉，而曾国藩自京师归，道长沙，与蓉旧好也，介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劘。从这一史实中也知，郭氏是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相识（本节暂以此说述及。但，笔者于其他资料亦曾看到相识颇早。同是刘氏介绍，但相识时间应该早于京城返湘时间。本书后将专节详述郭氏其人，此处按下不表），三子志趣相投渐成换贴之谊，相约共期终生。

　　于同辈人中，刘蓉与曾国藩、罗泽南就学问切琢最密最深。
　　曾刘郭三子，同具高洁品格，高远志向，成为其是结交之基础。三子虽于人生出处、治学取向差异，间或常有之间往复攻驳、剔厉，仍是成就一段伟大友谊。据有心人统计：三人结交之后亦分分合合，至咸丰二年真正事业交织一起，刘蓉与曾氏相会三次，与郭氏相聚九次，具体交谈些什么亦不详知，但学术之琢必是主要话题。通信，亦是分开之时交流学术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刘蓉与曾氏相见不易，故而通信次数比郭氏为多，道光十八年至三十年（1838—1850年）间，刘蓉致曾氏书至少十七封，致郭氏至少八封，曾氏来书至少十五封，郭氏来书至少十二封。虽然幸存于今的只是其中极小部分，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他们学术交流的大致情形。就理学上的互相影响而言，更多的是刘蓉指教曾、郭，这种情形在曾氏研修理学的初期很是突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氏开始研修理学，直至二十三年（1843年），都是曾氏研习理学的入门阶段，二十四年已可提出精到的见解。在这个过程中，刘蓉确定无疑的施加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刘蓉是曾国藩的理学引路人、指导者。曾国藩之所以能虚心接受年龄比他小、且没有“学历”的刘蓉的指导，是因为他发现刘蓉的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本书第二部会专文论述，此处按下不表）。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刘蓉的学问发生了一次飞跃，至迟在咸丰元年，刘蓉的理学造诣达到了更高境界。

　　日期：2022-05-25 07:51:56

　　不一样的曾国藩（78）
　　第十章
　　刘蓉学术有奇气　　乡贤垂范亦政知
　　志在育人付诸行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在友人劝说下，刘蓉在娄底开“菁莪精舍”讲学，目的是为了培养理学人材。为此，他还写信给曾国藩，请他开示诸生：“明年，馆于叔父之宅”。因这些学生中无可造之材，遂罢。但他培植后进的工作并没有就此而止。
　　基于与罗泽南（曾氏的另一重要好友，本书第三部《历练湘军》第六章将专文述及，此处按下不表）的关系，刘蓉对其弟子实际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教诲作用，经常写信开示其弟子，与之常聚交流。因此，刘蓉与罗门弟子中曾国荃、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钟近衡、康景晖、朱宗程等人都建立了亲密关系。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月，当李续宾父亲六旬寿辰时，刘蓉前往祝贺，罗泽南率王勋、王錱、钟近衡、刘典、杨昌濬、朱宗程、康景晖、翁笏登等人赴宴，并且李续宾为长子聘刘蓉之女。三十年（1850年）秋，王錱赴长沙，特意约刘蓉同丨居丨，“冀得亲言论丰采，以消鄙吝”。可见在他心目中，刘蓉就如师长一般。两人私交非常好，湘军创建后，曾国藩与王錱多有不谐，还多请刘蓉居间说服王氏。

　　对曾氏兄弟尤多影响。道光二十四（1844年）年六月，与曾（国荃）数次相晤于长沙，曾国荃即表达“欲从其游”。曾国藩得闻后，于九月致函父母，云“闻九弟意欲与刘霞仙同伴读书。霞仙近来见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应有进益。”意思是：听到九弟愿与刘蓉结伴读书。刘蓉近来对于“道（理学）”特别有所领悟，九弟如果去与他一起，应该有大的获益。
　　与此同时致书诸弟，谓“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语容止、规模气象何如？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则，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意思是：九弟前面的信中说想与刘蓉结伴读书，这个主意很好。他近来读朱（熹）子书，大有所获，不知他现在言语表象、精气神如何。如果言语行为彬彬有礼，形象威信可以。那么，直接就可以将他认作老师了，哪里还以朋友相待呢！大有急于让其弟以师礼对待刘蓉的期待了。

　　后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觉得去娄底（娄园）比较远不方便，遂作罢。于是，曾国藩知道情况后，也表遗憾；但仍叮嘱刘蓉，请他通过写信的方式对曾国荃进行教导。二十五年（1845年）秋，刘蓉因此致书曾国荃，引导其先立志于理学：“窃以人之为学，贵先辨其志......志于小，故所就者亦小。志于大，斯所成者亦大......是故小人志艺，以技成名。君子志道，以学成德......顾论学于今日，则又有辨。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三者皆杰然超出于科举俗学之上，材智之士争趋附焉。然仆以为，是三者苟不本于道德之实，则亦与彼俗学者同归于无用而已。如欲务其实而求适于用，则莫若从事于道义之学焉... …故仆今者窃愿足下先定其志。志既定，而后工夫之次第、功力之得失可得议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以为人的学问，最为宝贵的是要先弄清他的志向......志向小，他的成就就小。志向大，那么他的成就则大......所以，一般的人的志气，是在于技术，那么他就以技术成事成名。君子、丈夫的志向，往往会在于学问道德......从今天（当下）论学问，又有不同的辨析。有以考据为主要方式的学问、有专门研究字词文章的学问、也有致力于现实的经世济时的学问，这三种学问都是超出科举的八股之学的，有智慧、有本事的人都争相学习呀。然而，我认为，这三者如果不是出于本来应有的道德修养，那么又与平常之人学习的那些无用的东西一样而已民。如果想从务实、且实用的目的出发，就不如学习这些德才兼备之学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希望你们（曾氏兄弟）行定好志向。志向定了，然后工夫还是其次、功夫得失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至于怎么样另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