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的出现彻底动摇了货币价值的内在稳定性，通货膨胀成为常态。中央银行反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持温和通货膨胀状态，所以绝大多情况下，纸币体系下价格传递的信息都是价格在一直上涨，所以企业扩张投资规模是理性之举。汇率管制国家往往会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压低汇率刺激出口，而在经济高涨时期降低升值速度以延长经济繁荣周期。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衍生，压低汇率的做法事实上是通过让渡部分货币主权（同样也是出让部分了货币主权下的利益）获得货币扩张效果，刺激经济发展。

　　货币出现之后，社会总需求体现为货币的整体购买力。任何人在经济体中从事经济活动都会获得收入，要么是投资收入，要么工资收入等等。任何人会把获得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转为储蓄或者投资。这部分储蓄和投资经过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乘数效应的作用会产生几倍于原始储蓄或投资额的货币供给。也就是说，一块钱的储蓄或者投资最终会产生几倍的社会货币总规模和最终的货币购买力。

　　银行体系建立之后，信用膨胀和收缩成为了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增长，银行扩张信用，企业投资规模扩大，利润上升，银行获得贷款收益之后继续扩张信贷规模，延长贷款期限，信用膨胀加速，然后产生更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者购买力，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银行的信用扩张不是无限的，需求不断上升的结果最终会传导到物价上升，央行货币政策收缩，利率高涨，投资收益下降，企业贷款坏账上升，银行收紧信贷规模，企业融资能力下降，投资规模下降，经济进入衰退期。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能力和收缩情况体现为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当银行放松信贷时，银行体系的货币乘数上升，货币供应量上升，社会整体购买总量上升；当银行收缩信贷规模时，银行体系的货币乘数下降，货币供应量下降，社会整体购买力下降。

　　金融创新扩大了金融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扩张金融渗透的范围和深度，提高了货币乘数威力。金融创新从普通企业贷款发展到消费贷款和杠杆贷款，从企业债务发展到政府债务，从普通债券发展到资产证券化债券，从债券、股票等基本金融产品发展到衍生金融产品。金融标的物从货币资金渗透到房地产、金属、农产品、能源，甚至到天气、碳排放权和航运指数（例如波罗的海航运指数）等等。金融产品的期限从一年两年发展到十年二十年，甚至无期限。在第三章我们谈到衍生产品和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金融渗透和杠杆化过程，杠杆越高，金融体系的乘数效应越大。

　　因为乘数效应是双向的，在经济扩张期，是以指数级加快扩张，但是在经济收缩期，也是以指数级收缩的，所以经济体很容易出现投资过度产生投资泡沫和投资迅速萎缩导致经济萧条。如果货币乘数的杠杆效应和主导行业产品的价格杠杆效应相叠加，出现投资泡沫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泡沫的程度会更严重。
　　对于社会经济体来说，信用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东西。
　　信用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相信的习惯。革命战争年代，有的人信仰坚定，至死不渝；有的人信仰逃离，容易当逃兵。经济体中也一样，有的人对货币、对债务人的信任度很高，会坚决支持信用扩张，会把自己的资产换成货币保存，会把资金投向银行和企业；但是有的人对风险很敏感，信不过货币和债务人，会持有资产对抗通胀，不愿意借太多的钱给银行和企业。

　　信用是无法量化的，应该借多少钱给一个债务人是合理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经济体对货币和债务的信仰的力量在不断变化，此消彼长。经济处于上升期，信仰的力量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贷款标准不断放低，信用便会泛滥，投资消费旺盛，经济容易过热。
　　债务信用的扩张事实上提高了货币总规模，扩大了以货币表现的总需求；只要债务信用扩张的规模不超过货币信用的容忍范围，经济体就表现为经济增长、资本回报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上升，进而引发更多的债务信用投入，继续扩张货币总需求。但是，随着债务信用规模不断扩张，最终会导致货币总需求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范围，通货膨胀发生了。通货膨胀的上升说明债务信用规模的扩张已经影响到了货币信用。

　　不过，现代经济体都会容忍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所以债务信用和货币信用继续被滥用，资产泡沫便不可抑制地发生了。资产泡沫泛滥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严重恶化，中央银行不得不收紧货币信用，泡沫破灭，经济进入收缩期，信仰的力量不断弱化，信用紧缩日趋严重，投资消费不断萎缩，物价明显下降。
　　在经济萧条期，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中央银行往往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基准利率，扩大货币投放，甚至货币化国债（直接购买国债）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大规模的货币投放稳定了物价和资产价格，信用进入了下一轮扩张期，如此循环往复。人都是怕疼的，面对痛苦的经济调整，中央银行和政府往往会在经济自身调整到位之前采取激进的行动，所以货币的信用永远是被滥用的，直到崩溃。

　　出现泡沫的第三个原因是，预期不是理性的，市场更不是理性的。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市场是理性的，会自发调整过度行为，最终实现动态均衡。但是，作为经济体中的主导者——人是不理性的，由人组成的机构一点都不比个人理性多少。市场上所谓的美国顶级投行也不过如此，无论是美国科技网泡沫还是次贷泡沫，每一次都有机构冲锋在前，摇旗呐喊。

　　长期以来，高效率市场假设是计算各种资产价值的基石－－从股票、养老金基金负担，到高管薪酬，并由此诞生了资本市场定价模型等概念，将投资视为风险与回报之间的折衷。在过去50年，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CFA Institute）一直在向成千上万追随者传授以高效率市场为根本的分析原则。CFA的追随者们来自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等全球金融体机构。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迫使理性市场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质疑自己的信条。英国CFA协会最近首次询问自己的成员是否相信“市场效率”，结果发现，超过2/3的受访者不再相信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更令人吃惊的是，77%的受访者“强烈”或“非常强烈”不赞同投资者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与推动投资理论的“群众智慧”理念明显相左。

　　无数事实证明，在每一个泡沫的发酵过程中，一定会有形形色色不怀好意的投机客，肆意利用群体的恐慌、热情、癫狂和非理性的弱点大发泡沫财。每一次泡沫过后，都会留下无数默默无闻的“炮灰”，他们是泡沫的最大受害者。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可能更容易产生泡沫。中国饭菜讲究色香味俱全，吃中国菜必须趁热吃，中国人办事讲究趁热打铁，所以中国人更加容易激动与情绪化。情绪来了一片高昂，情绪过后一片凄凉。中国人似乎更喜欢投机获利，看看周边国家一个个为中国人特设赌场，极力邀请中国人到这些赌场怡情挥洒，就知道中国人的赌性之强烈，已经飘扬过海到了新加坡和拉斯维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