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在第一次论争中虎落平阳，失败后被迫离开朝廷，王莽执政后立即召回刘歆，倍加信用，在新朝担任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国师，位居赫赫四辅之列。而且正式将《毛诗》、《左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立于学官，从此古文经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一切安邦治国行动的纲领。
　　没有王莽来自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而极力弘扬，经秦坑火而岌岌可危的中华文化不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得以修复与苏醒。采求阙文，补缀漏遗，将文明的脉搏再次健康起跳，王莽对中华古典文化的修复工程可以说功不可没。
　　当然，起主要作用的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或曰思潮。西汉末年，以经治国的理念日益强化，五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源泉，以《洪范》察变，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诗》当谏，几乎被所有士人阶层接受。而在王莽身上，更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儒学情结
　　周公的“敬德、保民”观念，孔子的“仁者爱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思想，充斥在王莽的执政脑海里，大大丰富了其民本思想。所以，他一方面坚持“以直错诸罔”的身正令行为政之道，具有严格而自觉的自律意识，追求自身的道德完善，努力塑造道德完人的形象，一方面忠于职守，忠于国家，清正廉明，自奉简约，生活清苦。

　　那么，受儒家忠君尽职思想影响如此深刻的王莽，为何会出现篡汉的结局？
　　必须指出，这个“篡”字不准确。
　　汉武帝刘彻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西汉的政治思潮中出现一个全新的理念，即经学中的“受命”论。人们不再认为国家为一姓之国，而是君权神授，只有享德之人才配受命为君，而当德散道夸，那上天就会授命于他人。
　　《汉书?眭弘传》中记载，昭帝刚刚继位后，眭弘即公开宣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哀帝时，夏贺良等人所搞的“再受命”，则直接表明了汉王朝对于这种思想的广泛认可。《周易?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受命论的确立，标志着经学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经为朝野上下所认同。”所以，不独王莽，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王莽是以德受命。

　　董仲舒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命思想，汲取了阴阳家的五行说，构建了系统的“天人感应”论，并以此来解释五经。同时，在历史观上他发展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论，进一步提出“三统”、“三正”学说，即每个王朝都按照黑、白、赤三种颜色循环改变服色，每个新王朝都轮流以建寅、建丑、建子之月作为一年的开始，这就是历史上许多王朝不断改正朔，易服色的原因。

　　这直接导致了谶纬学说的兴起，于是灾异、符瑞的荒诞迷信色彩变得越来越浓烈。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就是诸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也是王莽如此看重这些所谓的符瑞，并甚至不假思索地乖乖走进哀章骗局的原委。
　　迷信与偏执，会让一个聪明人瞬间脑残。
　　日期：2011-12-16　09:59:02
　　 四
　　可以说，王莽是以一个标准儒家的自我身份体认，背负着儒家所赋予的强烈使命走上权力祭坛的。

　　这个抱负，就是内圣外王，复古改制，尊崇周礼，一扫西汉末年的种种积弊陈疴，希冀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儒家向往的“均、和、安”理想国。
　　那是一幅灿烂的图画，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个陶醉人的海市蜃楼。
　　远从汉武帝之时，汉朝这架硕大的机器就已开始出现问题，虽经汉宣帝中兴，但积弊已深，到元、成之际社会各种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这主要表现在豪强鲸吞攫取，百姓穷困潦倒，失地流亡，造成各地暴动不断，盗贼丛生。汉元帝为抚恤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甚至取消了汉初以来就制定的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儒生京房曾当面直问汉元帝当今是不是治世，汉元帝老实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

　　汉成、哀帝之时，大汉王朝已经岌岌可危。由于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外戚势力勃兴，造成贫富分化严重，百姓生活凋敝，民不聊生，如鲍宣所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所以师丹、孔光建议限田、限奴婢。但这些改革举措因触动了豪权者的利益，最终不了了之。
　　所有这些，王莽都尽收眼底。
　　他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迅速改良社会，使百姓家给户足。
　　公元9年王莽下诏：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不准买卖。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他天真地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而这又纯系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亩平均分配土地，当时全国的土地根本就不够。而地主官僚却我行我素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虽然因此获罪者数不胜数。由于他们的强烈反对，王莽不得不作出妥协，宣布王田皆得买卖；犯买卖奴婢罪者也不处治。

　　公元6年，王莽改币制。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与原有的五铢钱同时流通。货币的不合理，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新朝政权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为防盗铸钱所颁布的五家连坐法，使得“铁索系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这项法令加剧了百姓对新政权的不满与愤恨。
　　而作为食古不化的刻板儒家，王莽在“正名”问题上所投放的精力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他将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全都不厌其烦地改来改去，以至眼花缭乱的人们根本记不住，官方文书中所出现的新地名之后往往还得注上老地名，繁琐得让人生厌。
　　所推行的五均六筦，则又是典型的国家剥削主义。是运用国家机器进行经济统制和财富聚敛，以政治力量攫取工商业利润。众多原先的工商业主被任命为负责五均六筦的官员，他们贪赃枉法，与地方郡县官吏狼狈为奸，鱼肉百姓，加剧了社会矛盾。地皇三年，走投无路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王莽又慌忙下令废止这项政策，但“此时，天下已溃畔”。

　　过度注重表面文章，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用虚浮不实的新政来处理外交事务，又是王莽政权倒台的原因之一。深受“夷夏之辨”思想影响的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成“四海”。为使这块不毛之地迅速繁荣起来，他实行强硬的移民政策，招致了百姓的极大不满。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甚至为将中央政府颁给单于的印章的“印”改成“章”，而不惜派出使团千里迢迢前去行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