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县新农乡的土改调查数字差别不大。各阶层所有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比率分别是：地主27.34％，富农20.77％，中农39.44％，贫农11.94％。富农、中农、贫农所有的土地占全部耕地的72.15％，大大超过地主的27.34％，自耕农经济占明显优势。而且该乡地主所有土地的将近一半(41.63％)是自耕田，还有19.11％的土地是佃入田，可见是规模不大的小地主。195个地主，平均每户出租土地37.62亩，这些地主中，54户在上海市，49户在松江县城，62户在泗泾镇，都属于“城居地主”。

　　1950年对南汇、川沙、上海三县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表明，它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同样。
　　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之前，全国来说，“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情况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苏南地区，就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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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江南土地占有状况的演变，说明传统小农经济生命力很强。欧洲长期存在的商业化农场模式在中国没有发展土壤。苏南直到土改前还是重要的粮产区，农户的生活也还是并不富裕，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江南小农种粮的比重仍然较大，没有高度商业化，还在一定程度保持自给自足。【】
　　日期：2021-08-29 20:38:52
　　（07）

　　*商业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
　　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结构最稳定的社会形态之一，从秦始皇建立了帝制直到近代之前，社会形态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在汉武帝将儒家文化设定为国家的政治-哲学纲领之后，文化思想形态的改变空间也很有限。
　　儒家文化指导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份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具有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士农工商"体系。士大夫阶级是管理者，协助皇帝统治整个国家。农民是最重要的生产者，他们的劳动成果是整个国家运行的基础。而手工业和商业则经常受到限制，因为他们的过度发展很有可能对农业产生负作用，对国家的税收根基造成影响，因此他们的身份也较为低下。
　　晚明开始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人口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大量的农民放弃土地和农业耕作，进入城镇谋求生计。农民数量减少和手工业、商业从业者的增多，以农民为基础的行业金字塔结构出现松动。士农工商秩序受到了冲击。
　　“士”阶层在世界史上大概是独一份的，只存在于中国越南和朝鲜，日本就没有。日本和欧洲相似，是贵族政治。它的商人-市民是独立于贵族之外。而“士”阶层是官吏、地主乡绅、知识分子的混合体，属于统治阶级。朱元璋规定，通过各级科举考取功名的士子，可以免徭役赋税。而农工商三个阶层法律上同等待遇，毫无政治权利。
　　晚明江南出现了新型的市民阶级，构成有商人、手工业者、进城谋生的农民，以及一些下层的士人。市民的经济手段、生活和文化喜好都与士阶层有很大差别。士的文化是传统的高雅文化，诗书画琴棋等优雅艺术。士文化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份的，几乎每个知识人士都不同程度地掌握，它和个人修养紧密结合，是小众的，一个人自己也可以欣赏。而欧洲的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却不是每个贵族家庭都可以自己动手参与的。他们贵族普及的是钢琴和跳舞。

　　市民阶层的文化是新兴的大众文化，短篇和长篇小说、说书和戏曲是典型。唐宋传奇和宋代话本在明代演化为小说。五大长篇《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和清代《红楼梦》，涵盖了不同的题材。其中金瓶梅集中反映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其艳情描写也是前朝未有的。
　　元代流行杂剧，明代出现多种地方戏剧。其中“四大徽班进京”诞生了京剧。不论短篇小说还是戏曲，宣扬才子佳人。在当时也是向往个性自由和爱情，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束缚，反映了市民的意识。

　　市民文化是面向大众的、商业化收费文化。当时出版业很繁荣，专业书商印书卖书赚钱。说书和大戏也不是免费白送的。
　　中国古代小说是冠绝全球的。书面文学的发展，从韵文走向散文，题材从宗教神话到历史英雄在到描写现实生活。明小说已经是现实主义的了。印度和一枝兰-阿拉伯文明长期停留在神话和传说阶段。欧洲书面文学起源很晚，迟至文艺复兴才开始出现。艺术水平明显不及中华。
　　随着商业发展，经商致富的风气更盛。《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此类记载于各地地方志中数不胜数。
　　一些士绅家族也热衷于商业活动。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1506-1571）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
　　江南的生活风气也由俭入奢，尤以苏州为甚，辐射四方。不但富豪大家，即使普通百姓也讲究追逐奢侈，饮食服饰器物无不侈靡时尚。
　　面对新的社会变化，一些文人开始提出新的观念来解释社会问题。属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是江苏泰州人，家庭是“灶户”，本人曾经商。他主张“百姓日用之学”才是“圣人之道”。

　　泰州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李贽，则是传统儒生官员出身。李贽出生在泉州。他认为逐利性是每个人的共性，即使圣人也不能免俗，希望从人性的角度解释逐利性的合理之处，李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而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也是人的“禀赋之自然”。 在《道古录》中李贽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的：
　　"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李贽反道学的思想遭到朝廷和儒学主流的镇压，最终锒铛入狱，愤而自杀，以身殉道。传统礼教和基督邪教一样压制新观念。
　　【讨论】
　　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一向鄙视商业，主张重农抑商，提倡节俭反对奢靡。礼乐制度更从法律上限制商人的活动和生活。可是社会上从来都有很多人羡慕商人的富裕。传说中范蠡灭吴之后退隐江湖经商成为巨贾，石崇炫富等故事说出了不同的事实。
　　晚明商人的形象虽然高大了一点，但也不必夸大。中国商人和市民从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欧洲中世纪中后期商人和市民已经成为有自治权的第三阶级，而明末商人在官府面前毫无政治地位。晚明依然广泛存在宗族，宗族里有不少人经商，只是说明商人依附于地主阶级。商人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商家子女还是读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