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2-16 22:52:15

　　5.2国野差别
　　国野形态本非私心造作，而由聚落自然发育，有如城乡二元。然国野制度则是周人的创制。学者常言“三代之法”，实际多为周人的聪明。“小邦周”欲为天下共主，必要接管“大邑殷”的地盘。为了控制崭新而宽广的土地、风俗迥异且为数众多的人口，以天子之名分封宗室子弟到各处据点立“国”，是那个时代所能想到并且做到的最好办法，此政治网络的铺设大有“武装殖民”的味道。
　　何为“国”也？焦循说国有三解，一是“大曰邦小曰国”，二是“郊内曰国”，三是“城中曰国”。其实此恰好可作为宗族城邦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殖民队伍围筑城墙以作防御基地，站住脚跟后推展至近郊，内城外郭，最后封国之间交界，几成领土国家。拆解“國”字亦可见出，壕沟与戈，正是军事堡垒的象征。一众先秦小国，都是邑的规模，美其名曰：“城邑国家”。如炎国，实则区区炎邑。

　　诸侯如何确认据点从而立国？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周官?地官?大司徒》），据西周金铭所示，分封时必勘验舆图，辨正方位。晋国籍谈有言：“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左传?昭公十五年》）周室的分封策命是十分庄严慎重的，能行此大礼者，必是甘愿效忠者或使命在身者。如唐叔要“匡有戎狄”，晋文公要“抚征东夏”。（同上）赐物分器（车服、兵器等）用以明德，早脱部落间战利品分赃之范畴，也减去神教氛围，命书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阐明了受封者的权利义务。命圭就是信物，从属关系一旦缔结，宗法生效，政府便开始运作。

　　居于“国”中的周室“代表”及其眷属，即“殖民队伍”及其后代都是“国人”或“邦人”。但王与高级贵族已不在此列，他们属于最上层，以下各级贵族的宗族成员无论亲疏、无论贵贱、无论是否没落为自耕农，只要还住在所属宗子的居邑旁，都具有“国人”的身份。此外，居住在国中从事各种职业的平民（公社农民、百工、商贾）也逐渐属于“国人”。“国人”的所指渐渐接近于“都邑平民（士、农、工、商）。”

　　《说文》释“野”为郊外，段玉裁注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较为恰当。焦循认为“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国人居住在乡，野人居住在遂。“国”与“国”之间便是农田和丛莽间杂的“野”，那里多是受统治的土著，他们自然没有周人那样的宗法组织，统称为“野人”或“鄙夫”。野人不当兵，也许是不被允许拥有武器，只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多数上缴供养国人。

　　相对于防御严密的国，野是被征服区域；相对于枕戈待敌的国人，野人是顺民。“野人”居住在郊原，逢“礼不下庶人”之时代，很少接触到礼法，更无论受礼之拘束，因此“野”逐渐出现贬义，有了任性闲散、不驯之义；与“文”相对，便是指没有文采、不文雅。 “野”的本义自然可以发展出“非家养”、“野生”之义，意思再加引申，“野人”便成了粗野横蛮甚至混沌未开、茹毛饮血的人类。孟子曾道：“此乃齐东野人之语也。”我们可以理解为大学者在臧否醇杂，也可以责他出言不逊，有地域歧视之嫌疑，或许也该承认，周人的区别政策至少要比压迫杀戮好得多，而那种歧视本就带有族群隔阂，与今日城市人看不上乡巴佬颇为不同，甚至还不如后者恶劣。

　　质而言之，国野制度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制度。就区域而言，野比国大；就地位而言，国比野高。国承载并拱卫着宗族权力，“国人”有参与诸如朝会、国家盟誓等国事的权利，这与希腊城邦有诸多相似处。史籍中屡见“国人谤王”、“国人皆怨”之类的记载，甚至发生“国人暴动”这样的重大事件。西周末与春秋时期是国人地位最高的阶段。国人的意见能够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君主安危、宗族盛衰等诸多大事。《周礼》记载，国人可“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国人还有服兵役、纳军赋的义务，各诸侯国的军队基本由国人做主力。国人之人多势众，正是其多次反对昏君而起事的保证，他们甚至能逐杀国君、太子、大夫。《左传》中便有“卫人出其君”的记载，师旷对此事件的看法可谓经典——“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生，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话中所言“百姓”其实身份极高，都是出身贵族，因为当时的一般贫民是没有姓氏的。

　　国人似乎在用自己的权利以及行动将政治推向民主，但“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逸周书?芮良夫》）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随着王权的不断加强，国人的“福利”及地位都在持续下降。尤其是土地与赋税制度的变革必然使国野差别渐渐弥合，代价是二者一同被压迫,社会终成政府——民众之二元结构。虽然国野之制也可以粗暴地理解为君子与小人的关系，但是社会的两大阶层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会发生流动。伍子胥耕于吴鄙，季札耕于野，楚狂人躬耕以食都是例子。为何可讲“礼失求诸野”，亦是此理。国野之民必然从政治对立到打破隔膜、相互融通，这一系列身份制度的松动也正是为日后到来的经济进步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