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瓦吐丁说道：“我要知道是不是有美国人在十八至二十三时内离开过他们的公寓。”他转过身，“医生。”
　　“什么事，上校？”
　　“死亡时间？再说一遍。”
　　“从大的一块尸体的温度判断，在二十一点到半夜之间。我觉得宁可估计早些，不会更晚，但严寒和积雪把事情搞复杂了。”遗体的状况就不用提了，他没有说出来。
　　瓦吐丁转过身来对他的主要助手说：“谁离开过住地，我要知道是谁，去哪里，什么时候和为什么。”
　　“要加强对所有外国人的监视吗？”那人大声地表示诧异。

　　“我得为这事去主席那里，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要你去找民兵的侦查长谈谈。这件事要非常保密。我们不需要一群笨手笨脚的丨警丨察去把事情搞乱。”
　　“明白，上校同志。他们只对弄回汽车零件感兴趣。”那人说得很带气儿。这种经济改革把每个人都变成资本家了！
　　瓦吐丁走到火车司机那里，“天真冷，是吗？”
　　信息被接收了，“是呀，同志。也许您想来点什么驱寒的东西吧？”
　　“那太谢谢您啦，司机同志。”

　　“甭谢，上校同志。”司机拿出一个小酒瓶来。他一看这人是个克格勃上校，觉得自己是命该如此了。但这人似乎还很懂礼貌。他的同事们办事有条有理，他们提的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人几乎是很随和——直到他认识到可能因工作中带酒瓶而受处分。他眼看着那人喝了一大口，然后把瓶子还给他。
　　“谢谢。”这个克格勃说完后，就向雪地里走去了。
　　瓦吐丁坐在主席的接待室里等待着。他听说过，格拉西莫夫是个严肃的工作者，总是在七点半之前来到办公室。传言不假。七点二十五分他走进门来，举手招呼这个“二”字号的人跟他走进办公室。
　　“怎么样？”
　　“阿尔土宁昨天深夜在莫斯科人汽车厂外的货场被人杀死了。他的喉管被割，身体扔在轨道上，一辆掉头机车从他身上轧过。”

　　“你肯定是他？”格拉西莫夫问，眉头一皱。
　　“肯定，他已验明正身。我自己就认识他的脸孔。他是在一辆货车旁边被发现的，有人钻进车里去过，丢失了一些汽车零件。”
　　“哦，那么说来，他是偶然碰上了一帮黑市贩子，他们顺便杀了他？”
　　“看起来是那样的，主席同志。”瓦吐丁上校点点头，“我觉得这个巧合没有说服力，但没有实际证据反驳它。我们在继续调查。我们正在核查是否有阿尔土宁当兵时候的同志住在这个地区，但我对这条线索不抱希望。”
　　格拉西莫夫按铃要茶。他的秘书马上走进来。瓦吐丁认识到这一定是早晨常规活动的一部分。主席对人随和，不象上校所担心的那个样子。不管是不是党内要人，他表现得象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人。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三个肯定无误的文件交通员。一个被明确认出，可惜死了。这个死了的被发现同国防部高级助理有过密切的人身接触；那活着的其中一人认定他的接头人是一个外国人，但不能断定他的面容。总之，我们抓住了这条线的中间，两头没够着。”
　　“非常正确，主席同志。对国防部两个上校的监视还在继续。我建议加强对美国大使馆那一伙人的监视。”
　　格拉西莫夫点点头，“同意。我该去开早晨碰头会了。继续扩大本案突破口。你戒了酒，现在气色好多了，瓦吐丁。”
　　“我是觉得好些了，主席同志。”他承认。
　　“好，”格拉西莫夫站起来，客人也跟着站起来，“你真的认为我们的中央情报局同事们杀了他们自己的人？”
　　“阿尔土宁的死能给他们极大便利。我认为这对我们——我们在这方面的协议是一次粗暴的违犯，可是……”

　　“可是我们可能是在和一个地位摆得很高的间谍打交道，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保护他。是的，我了解。扩大战果，瓦吐丁。”格拉西莫夫再次嘱咐。
　　弗利也是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他的桌子上有三个给红衣主教的胶卷暗盒。下一个问题是把这个该死的东西交给他。谍报活动是一个内在互相联系的矛盾集合体。其中有的极为艰苦。有的带来危险使他希望继续呆在《纽约时报》。但有些又是那么简单，他可以叫他的一个孩子去处理。这种想法在他脑子里经常出现：不是他在严肃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有时候喝了点烈性酒之后，在酒力影响下，就沉思冥想埃迪（他的儿子）就能够拿支粉笔去某个地方去做某种暗号。使馆人员常常在莫斯科街上走动，做一些有点异乎寻常的事。夏季里，他们在纽扣眼里戴上鲜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又把它们取掉——于是在监视他们的克格勃人员就焦急地注视人行道，看这个“暗号”是对谁而发的。一年到头都有人到处闲逛，拍摄普通的街景。事实上，他们几乎不需要有人告诉这样做。有些使馆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按照美国人的古怪脾气行事，去驱动那些俄国疯子。对一个反间谍人员来说，任何事都能是暗号：在停下的汽车里把遮阳板放下来；一包东西扔在前座上；车轮对准的方向。所有这些手段，有的是故意，有的纯系偶然，其效果就是让“二”字号的人为追究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而在这个城市里东跑西颠，忙得团团转。这事美国人比俄国人干得好，后者组织得太严密，不能真正随意行事。这些事把第二管理局反谍特务们的生活弄得十分悲惨。

　　可是他们的人成千上万，而美国派到大使馆来的（算上家眷）才不过七百人。
　　而弗利还得把胶卷送出去。他不知道为什么红衣主教总是拒绝采用“死投”方式。那是最为方便的办法。一个典型的死投物品看起来象一块普通的石头，或者其它任何普通而无害的物品，里面挖空装上要传递的东西。在莫斯科，砖头最受青睐，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砖头的城市，由于工艺很差，到处一样，许多砖头都松动脱落了，而它们形式的多样却是无穷无尽的。

　　另一方面，“擦身传递”的种类是有限的，而且全靠象橄榄球赛中作三叉进攻的后场队员那样，要善于掌握时机。嗯，情报局并不是因为工作容易才分派给他。他自己不能再去冒险。也许他的妻子可以作传递……
　　“那么，漏洞在哪里呢？”帕克斯问他的保安长官。
　　“可能是一百来人当中任何一个。”那人回答。
　　“那是好消息，”皮特·魏克斯顿冷冷地说，他是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分局的一个监察员，“只有—百人。”
　　“可能是个科技人员，可能是某人的秘书，也可能是预算部的某个人——这些只是工程内部的人。另外在华盛顿这儿还有二十来个人对‘茶叶快船’接触得够深的，看过这种资料，不过他们都是很高级的人物。”战略防御计划机构的保安长官是一位海军上校，他习惯穿便服，“很可能，我们要我的人是在内部。”
　　“而他们多半是搞科技的人，多半是在四十岁以下。”魏克斯顿闭上眼睛。他们生活在计算机里，认为世界不过是一个大的电子游戏机。科技界，特别是其中年轻人的问题，只不过是他们生活在跟保安人员所理解和认识的很不相同的世界里。对他们来说，进步有赖于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传递。这种人为新事物感到兴奋，在他们之间谈论，不自觉地寻求协作，使思想象实验室乱糟糟的花园里的野草似的迅速生长起来。对一个保安官员来说，理想的世界就是，在那里谁也不要跟别人说话。当然问题首先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很难做出什么值得保密的事情来。二者兼顾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保安人员被夹在中间，谁都恨他。

　　“在工程文件上使用内部保密措施怎么样呢？”魏克斯顿问道。
　　“你是说用‘金丝鸟笼’？”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帕克斯将军问。
　　“所有这些文件都用文字处理机制成。你用这种机器在重要文件的每一份上都做出微小难识的变化。那样你就能追踪每一份文件，确定泄漏到对方的那一份。”海军上校作解释，“这种办法我们用得不多。它太花时间了。”
　　“情报局有一种计算机子程序可以自动地做这个工作。他们把它叫做‘书写暗探’，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它是保密的，不过你要用，就能拿到。”

　　“他们能告诉我们有这个东西倒是不错，”帕克斯埋怨说：“不过现在它又有什么用呢？”
　　“目前是没有用处，可是你得打你手里现有的牌。”海军上校对他的上司说：“我听说过这种程序。它不能用于科学文件。它们用字太准确。若插进一个比逗点稍多一点的东西，就会把要说的意思弄得一团槽。”
　　“首先假定有谁能看懂它。”魏克斯顿说，悲哀地摇头，“唉，他妈的俄国人就肯定能行。”他正在考虑，办这案子可能需要派出一百名特工人员。他们太显眼了。有问题的单位可能太小，不可能这样大量加人而不引人注意。
　　另一件显然可做的事是限制接触反射镜实验资料的范围，但那又有惊动敌特的危险。魏克斯顿不知道他为什么没继续做诸如绑票案和黑手党敲诈案之类的简单工作，而由帕克斯本人向他介绍“茶叶快船”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工作，他是最好的人选。魏克斯顿肯定的是：雅各布斯局长亲口说过这样的话。
　　邦达连科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几天前早晨跑步时，他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一直有一种潜在的第六感官，但在阿富汗的三个月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有眼睛在盯着他。是谁的？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