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想法来自一个天文学家。他想找到一种拍摄恒星照片而又不受‘眨眼睛’影响的办法。没有人费心去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干下去，干成了。我知道一点粗略的想法，但不详细。你是对的，年轻人。这很聪明。太聪明了，我们办不到。”那人一边翻阅计算机设计说明书，一边嚷嚷道：“我们没有复制这种性能的任何材料。光是建造这个致动器，我也不知道是否办得到。”

　　“美国人正在造望远镜……”
　　“是的，在夏威夷；这我知道。但从技术上说，夏威夷那个远远落在这一个的后面。美国人做出了一个突破，这在一般科学界还没有摸到门径。注意这图上的日期。他们可能已经在实际运用了。”他摇摇头，“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了。”
　　“你一定得离开。”
　　“好的。谢谢你们保护我这么长的时间。”爱德华·华西里也维奇·阿尔土宁的感谢是真诚的。他有了睡觉的地方。他在作他的计划时有热饭热菜吃。
　　也许他只是想作计划而已。他连所处的不利条件都不认识。在西方，他能很容易就搞到新衣服，伪装头发的假发，甚至舞台化妆用品，自带说明，教他改变他的容貌。在西方，他能藏在汽车的后座上，不到四小时能开出二百英里。在莫斯科，他就没有这些可供选择的事物。现在，克格勃可能已经搜查了他的住宅，确定了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他们会认识他的面容和头发颜色。他们唯一不知道的东西显然就是他在阿富汗服军役的朋友圈子。他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他们。

　　他们给他一件不同式样的上衣，但不合身，他也不想让这些人冒更多的危险、他已编好一套谎言：他躲藏在离几个街区之远的一个犯罪集团里。西方对莫斯科了解不多的是它的犯罪情况，它很糟糕，而且越来越糟。虽然莫斯科还没赶上大小相当的美国城市，但在有些地区谨慎的人都不敢走夜路。由于外国人不常到达这些地区，由于街道犯罪很少找外国人的麻烦（这样做是为了不使莫斯科民兵产生强烈的反应），这方面的事向外透露得很慢。

　　他出门向托洛菲莫沃走去，那是靠河边的一条肮脏的街道。阿尔土宁为自己的愚蠢行为感到吃惊。他一向告诉自己，需要从这个城市逃跑，应该坐载货驳船。他的父亲在这种船上干了一辈子，爱德华知道谁也找不到的藏身处所——可是河水上冻，驳运停止了，他竟然没有想到这—十点！阿尔土宁跟自己生气了。
　　现在为这个着急没有道理，他告诉自己。必定还会有别的路子。他知道莫斯科人汽车厂只有一公里远，火车全年通行。他试图搭上一辆车到南方去，也许可以藏在一节装满汽车零件的货车里。要是走运，他可以那样到达苏维埃佐治亚〔即格鲁吉亚。——译者〕，那里没有人那么仔细地检查他的新证件。人们能在苏联消失。他想，这毕竟是个有二亿八千万人的国家啊。他不知道这些想法有多少是现实的，有多少不过是想让自己高兴高兴。

　　但他现在不能停下来。在阿富汗就已经开始了，他不知道是否会有停下来的时候。
　　一开始，他本来有能力排除这种可能性。作为一个军械连的下士，他干的是苏军委婉称之为“反恐怖装置”的东西。这些东西由飞机散布，更经常的是由苏联士兵在扫荡一个村庄时散布。有的是典型的俄式抱娃娃的玩偶，一种屁股圆胖的布人；或者是一个卡车；或者是一支自来水笔。成年人很快就懂了；孩子们由于好奇心和不了解别人上当的情况，就经常遭难。不久了解到，孩子们什么东西都捡，散布的玩具丨炸丨弹就减少了。不过有件事情还在继续，一样东西被捡起来，就有一百克的丨炸丨药爆炸。他的工作是组装丨炸丨弹和教士兵们如何正确使用这种东西。

　　阿尔土宁一开始不大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他的工作，这样于是上面来的命令。俄国人由于天生气质和教育熏陶，对上面的命令不大提疑问。而且，这是一个安全、轻松的工作。他不必要扛着冲锋枪在这土匪国家里到处走动。唯一对他有危险的是在喀布尔的市场上，他也总是五人以上结伙小心翼翼地去逛逛。在一次溜挞中，他看见一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不清楚——的右手受伤成了一个爪子，他（或她）的妈妈瞪眼看着他和他的同志们，那个样子他永远不能忘记。他听过种种传说，阿富汗土匪如何把俘虏到的苏联飞行员活剥人皮并引为特殊娱乐，如何完全由他们的妇女来执行此事。他认为这是那些末开化民族野蛮行为的确证——可是一个孩子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就说过这个问题。把任何孩子，给以适当的教育和领导，你能得到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那个孩子就不会是那样，他记得两年前那寒冷的十一月里那一天。那孩子的伤已经完全治好了，实际上还在微笑，年纪太小，不懂得那是终生残废。但那位母亲知道，而且知道她的孩子怎么样和为什么一生下来就受这个罪的。从此以后，那安全、轻松的工作就不大一样了。每当他把爆炸部分拧在那装置上时，他就看见一只小小的、圆胖的孩子的手。他开始在睡梦中也看见它们。喝酒，甚至试了一次大麻，也不能把那些形象赶走。同他的技师伙伴们倾诉也毫无用处，不过只博得连指导员怒气冲冲的注意。那位政治指导员曾经给他解释过，他必须做的工作是难以忍受的，可是为了防止更多的牺牲，又是必要的，你懂吗。抱怨无济于事，除非阿尔土宁下士愿意转到一个步兵连去，在那里他自己可能会看到为什么有必要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

　　他现在明白了，他本来是应该接受这个建议的，他恨自己的怯懦使他没有去成。去一个前线连服役，可能已经恢复了他的自我形象，但他没有作这个抉择，还是照老样子呆下去。末了，他的全部所得就是指导员给他的一封信，要随地去飘泊余生。
　　所以现在他想赎罪。他思忖，可能他已经赎完罪了——现在如果走运，他能销声灭迹，也许会把那些他为他们的罪恶任务而准备的玩具忘记掉。在这寒冷、阴霭密布的夜里，这是他心里容下的唯一的积极思想。
　　他向北走，躲开那肮脏的人行道，呆在阴影中，远离路灯。莫斯科人汽车厂的倒班工人下班回家，路相当拥挤，可是当他来到工厂外面的铁路货场时，上下班的人群都走光了。。雪下大了，能见度减低到一百米左右，停在那里的一节节货车顶上，灯光照射着周围飞舞的雪片，象是一个个白色圆球。一列火车似乎正在编组，他心想，可能是开往南方的。转轨掉头的火车头来来往往，把闷罐车从一个侧线调到另一侧线。他在一节车旁边躲了几分钟，以便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他观察时，风又刮大了。阿尔土宁寻找一个更有利的地点。离他约五十米左右有些闷罐车，从那儿可以看得更清楚，其中之一还开着门。如果他想闯入一个车厢里去，需要观察锁的结构。他走过去。为了不让风吹脸，他低着头。他能听到的声音，除了自己皮靴踩雪的嘎吱嘎吱声外，便是那调车的汽笛信号声。他心想，这可是一种友好的声音，它将改变他的生活，也许还将引他走向诸如自由之类的道路。

　　他往闷罐车里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里面有人。三个人。两个人拿着汽车零件的纸箱。第三个人是空手，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刀来
　　阿尔土宁想开口说话。他不管他们是否想偷零件到黑市去卖；他完全不想干涉，可是在他开口之前，那第三个人跳下来把他按倒。阿尔土宁的脑袋撞在一根钢轨上，撞晕了。他还有知觉，但一下子不能活动，他受惊得太厉害，不觉得害怕了。那第三个人转身说了些什么。阿尔土宁听不清回答，只知道说得又快又严厉。他还想弄清要发生什么事，那杀手转过身来，用刀砍他的喉咙。一点也不觉得疼。他想解释他不……关心……不管……只是想……其中一人踩在他身上，怀里抱着两箱零件，虽然他害怕了，阿尔土宁倒觉得这样很奇怪，因为他才是垂死的人……

　　两小时后，一辆调车车头开来，司机看见铁轨上有一个奇怪的、雪盖着的东西，来不及停车。他看见压过去的是什么之后，连忙通知了货场场长。

第十三章　 商讨

　　“干得漂亮。”瓦吐丁评论说：“这些狗杂种。”他们破坏了规则，他对自己说。这规则是不成文的，但非常实在：中央情报局不在苏联境内杀苏联人，克格勃不在美国境时杀美国人，甚至叛逃的苏联人。就瓦吐丁所知，双方都从来没有破坏过这个规则——至少不明目张胆地这么干。这个规则是有道理的：情报机构本身是要收集情报；如果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人员把时间花在杀人上面——不可避免的报复和反报复——首要的工作就完不成了。所以情报活动是一项文明的、可预言的活动。当然，第三世界各国实行着不同的规则，但美苏都是认真遵守这个规则的。

　　直到现在，遵守到现在——除非要我相信这个可怜的、倒霉的杂种是被偷汽车零件的贼杀掉的！瓦吐丁怀疑，中央情报局是不是把这个勾当包给一个犯罪集团了。他怀疑美国人利用苏联的犯罪分子去干一些不宜由他们自己那双百合花似的洁白的手去干的、过于刺激性的勾当。那不是一次技术性的违犯规则，是吗？他杯疑第一局的人是否用过类似的诡计……

　　他现在只知道，交通员链条上的下一步在他脚前突然断了，而那是把微缩胶卷同国防部里的美国间谍连起来的唯一希望。瓦吐丁纠正自己：他还知道，他必须在六小时内将此事报告主席。他需要喝上一杯。瓦吐丁摇摇头，接着往下看他的嫌疑犯的遗体。雪下得太大，再也看不见血迹了。
　　“你知道，如果他们只要稍微再聪明一点，把他的身体放在轨道上，我们很可能已经把它作为一次事故勾销了。”另一个克格勃军官说。尽管火车头的轮子把身体可怕地轧过了，阿尔土宁的喉咙显然是被一把窄刃刀很内行地割开了。据责任医生报告，死亡过程不超过一分钟。没有搏斗迹象。死者的——叛国者的！——的双手没有青肿或割伤。他没有对杀死他的人进行反击。结论：杀人凶手可能是他认识的人。可能是一个美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