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个人容易突破——不，也不太容易。是他自己在追问下垮了。”审讯员说得很自信，“我认为，我们失误在没有尽快把他送回到街上去。我觉得他们知道了，并且切断了这条线。”
　　“可是有什么破绽——我的意思是说，这可能仅是一个例行公事罢了。”

　　“不错。”审讯员点头同意，“我们知道这情报是高度机密的。所以，它的来源也一定很机密。他们已经采取了特殊手段来保护它。从今以后我们不会轻易得手了。”
　　“那么，把他带进来？”
　　“是。”一辆小车向那人开去。他们看见那人上了车，才走向自己的车子。
　　不到三十分钟，他们都回到了列福尔托沃监狱。审讯者脸色阴沉。
　　“告诉我，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欺骗了我？”这人间道。
　　“可我没有！一切都是按照我应该做的那样去做的。可能我太迟了，这我告诉过您。”
　　“那你留下的暗号，是不是告诉他们你被我们抓住了？”
　　“不是的！”这交通几乎恐慌起来，“我把暗号都给您们说清楚了。”

　　“问题是，你知道，我们认不出那些粉笔记号的区别。如果你机灵，可能已经欺骗了我们。”审讯者俯身向前，“同志，你能骗过我们。任何人都能——暂时地。但是长了不行。”他停下来让这个思想在空中停留一会儿。审讯懦弱的人就是这么容易。给他们希望，然后把希望拿走；交还他，又再夺回。让他们的精神忽起忽落，皂白难分，到了六神无主时，他们的情绪就变成为你所用之物了。

　　“咱们再从头来吧。你在地铁列车上遇见的那个女人——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三十多岁，但长得比她的岁数年轻。秀发，窈窕，美丽。她总是穿得很好，象个外国人，但她不是外国人。”
　　“穿得象个外国人——怎么个穿着？”
　　“她的外衣常常是西方货。从剪裁和料子都看得出来。她擦亮，我说过了，还有她……”
　　“说下去。”审讯人说。
　　“暗号就是我把手放在她的臀部上。我觉得她喜欢这样。她常常往后紧紧地靠在我的手上。”
　　审讯者先前没有听过这个细节，但他马上认为这是真的。这样的细节是编造不出来的，而且符合人物特征。那个接头人是个女冒险家。她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特务，她这样反应就不会是的。这证明她可能是——几乎肯定是——一个俄国人。

　　“你这样和她见面有多少次？”
　　“只有五次。并不是每个星期的同一天，也不在同一个时刻，但总是在同一列车的第二节车厢。”
　　“你往下传的那个人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我是说，没有见过他的全部。他总是站着用手扶住木杆，转动他的脸，使手臂总是在中间挡住不让我看。我只看到一部分，没看全。我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但不知道他的国籍。”
　　“五次了，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脸！”声音象响起闷雷，一拳打在桌子上，“你这是拿我当傻瓜！”
　　那交通畏缩了，然后怏怏地说：“他戴着眼镜；眼镜是西方造的，我敢肯定。他常常戴帽子，还拿着一张折起来的报纸，《消息报》，总是《消息报》。在报纸和手臂之间，你只能看见他四分之一稍多一点的脸。暗号是轻轻地转动报纸，好象在阅读一个故事，然后转过身去把脸遮起来。”
　　“怎么传递，说下去！”
　　“列车停下时，他向前走，好象准备在下一站下车。我把东西拿在手里，当我动身下车时，他从后面把东西取走。”

　　“那么，你认识她，她不认识你。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这个人用同样的方法来得到传递的物品。那是一个巧妙的间谍手段，但是为什么在一条线上要两次使用相同的方法呢？克格勃当然也使用这个方法，但是，要在地铁里发狂的高峰时间，在人山人海中重复两次，这比别的方法要艰难一些。他开始想到，这条线上没有采用死投法这种最普通的情报传递方法，那也是非常奇怪的。应当至少有一次是用死投法，否则克格勃就能一网打尽了——可能……

　　当然，他们已经堆备清查泄密来源，但他们不得不谨慎从事。总是有这样的可能：间谍他（或她？）本身就是一个保安人员。对一个收集情报的特务来说，那的确是理想的岗位，因为工作使他们能接触一切，还能事先知道正在进行中的任何反特行动。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对泄密的调查惊动了作案的特务，调查结束许多年后事情才揭露出来。另外一件实在令人奇怪的事情是，他们的一帧照片不是真正的图示，而是用手画成的一个……

　　手写体——是没有采用死投法的原因吗？用那种方法，特务会被查出来，不是吗？多么愚蠢的办法啊——但这里没有任何愚蠢可言，不是吗？也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如果说这条线上的传递方法很奇怪，这也是很内行的，而这个审讯员还不曾达到的另一个层次。
　　“我想明天你和我一起去乘地铁。”
　　费利托夫上校醒来时没有头痛，这使他很高兴。他那“正常的”早晨活动同另一种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没有痛苦，也不上澡堂了。穿好衣服后，他检查塞在书桌抽屉里的日记，希望能按通常的程序把它销毁。他有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在旧的销毁后便可启用。头一天已经有一些关于激光新发展的情况，下星期他还要看到一份关于导弹系统的材料。

　　他走进汽车，往后一靠，比往常更加警惕，汽车行驶时他注视窗外。尽管很早，路上却有很多卡车，其中一辆挡住了他的视线，看不见某一段人行道。那是他的“材料遗失”暗号。他看不见那暗号的地方，心里有些不安，但他的报告很少丢失过，这事不太使他烦恼。那“传递成功”的暗号在另一个地方，总是很容易看见。费利托夫上校仰靠在座位上，从窗子注意看那个地方……那儿。他转过头去探寻那个地方，看那个暗号……可是那里没有。奇怪。另外那个暗号设了吗？今晚回家时他得注意检查。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这些年来，他的报告有几次这样那样被丢失过，并且没有设置危险信号也没有接到过找“谢尔盖”，要他马上离开宿舍的电话。只是烦人的不便之处。好啦，上校放宽了心，盘算起他在部里的一天工作来。

　　这一回地铁里布满了人。足足有一百号二局的人分布在这个区段里，大部分是一般莫斯科市民打扮，有的象工人。后一种人操纵着遍布全地铁线上维修电路板里“黑色”电话线。那审讯员和他的在押犯乘列车在“紫”线和“绿”线上往返寻找一个穿西方外衣的盛装妇女。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乘坐地铁，但反特人员信心十足。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的目标，那个女冒险家的形象特征也对他们有利。她可能不是那么守纪律，能把日常工作和秘密活动分开。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出于一种信念——他们在全世界的对手也这样认为——保安人员坚持说，在本国搞间谍活动的人有些根本的缺陷。他们费尽心机，也难免早晚要自取灭亡。

　　至少在这个案子上他们说对了。斯维也特拉娜拿着一包用棕色纸包装的东西走进地铁车站。那交通首先认出了她的头发。发型倒是一般，但是她昂着头，有那么一点东西不同一般，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使他指向她，结果他的手被突然按了下去。她一转身，克格勃上校看了一下她的脸。这审讯官看见她悠闲自在，比别的过往乘客（那些表现出莫斯科人那种可憎的冷淡神情的人们）更有甚之。他的第一印象是，她是享受生活的人。

　　他向一个小无线电里说了几句话，当这妇人上了第二趟列车时，她就有了陪伴。跟她一起上车的这个“二”字号戴着一副耳机，很象是耳聋助听器。在他们后面，在车站上掌管电话线路的人向全线各站的人员发出警号。当她下车时，整个跟踪小组已作好准备。他们跟着她走上长长的电动扶梯直到街上。这儿已经有一辆小汽车，更多的人员开始了监视的常规行动。至少有两个人老是盯住这个监视对象；由于参加追捕的人越来越多，这近距离执勤的人员在组内迅速地轮流更换。他们跟着她一直走到马尔克萨大街莫斯科饭店对门的国家计委大楼。她一点也不知道有人在盯她的梢，甚至根本没想看看有无此种迹象。不到半小时，二十张照片冲印出来了，给这个在押犯看，他绝对地肯定是她。

　　往后的步骤更加谨慎。克格勃人员从大楼的一个警卫那里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又告诫他不得向别人说起这次调查。有了她的名字，中午时分，一个完整的个人档案就建立起来了。那审讯官经管着本案的各个方面，吃惊地发现斯维也特拉娜·瓦涅也娃是一位老资格中央委员的孩子。那事情就复杂了。很快地，这位上校收集了一些别人的照片去考验那个在押犯，可是他又从六张照片中挑对了那个女人。一个中央委员的家属不同一般——但他们已验明身份，又是要案，瓦吐丁去向局长请示。

　　下一步发生的事就微妙了。克格勃虽然被西方认为无所不能，也总是屈从于党的机构，牵涉这么一个有权势的官员的家属。即便是克格勃也需要得到允许。二局局长上楼去找克格勃主席。三十分钟后他回来了。
　　“你可以把她抓起来。”
　　“那中央委员会书记……”
　　“还没有通知他。”将军说。
　　“可是……”

　　“这是给你的命令。”瓦吐丁接过一张手写的纸，上面有主席的亲笔签名。
　　“瓦涅也娃同志？”
　　她抬头看见一个穿便服的人——国家计委当然是一个非军事机构——在奇怪地看着她，“有什么事吗？”
　　“我是莫斯科民兵的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瓦吐丁大尉。我要您跟我去一趟。”审讯员紧盯着她，想看有什么反应，结果一无所获。
　　“究竟为了什么？”她问。
　　“可能您能帮助我们去认清一个人。我不能在这里说得太多。”那人抱歉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