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2-13 22:25:33

　　4.5鼎革前后
　　玉器之制作，如玉戈、玉刀、玉圭、玉琮等，除解决原料来源（和田玉难以采集）外，便看重扎实的工具与精细的手上功夫。而同属手工业生产部门的青铜器制造，尤其是大鼎的制作则是一项大事业，殊为不易，实非落后的小部落可为。
　　商人开化较早，逐渐发展为周边氏族部落的“共主”，有能力在较大的地域间进行矿藏的探寻、开采、冶炼。他们对人、物资源的调度游刃有余，更有稳定的匠师家族。没有组织性的支撑，任何大型的工艺流程都难以为继，而青铜铸造业无疑成为早期专制国家全力扶植的产业，故可见工商食官制度之形成亦是自然而然。

　　殷商、荆楚、吴、越等神权国度的青铜工艺往往能妙到毫巅，便有政权倾尽心力之功，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也弥漫着浓厚的神权氛围，那高大的青铜立人像与青铜神树为中原所无，其“憨厚”的神权足以支撑庞大的金器与青铜器事业，但三星堆终究没落消失了。反观组织性较弱的巴族，其青铜器则是一派简质风格。
　　因对青铜铸造工艺有深刻的体验，箕子在讲“五行”之时，深感金属是自然世界里不得不提的关键事物，殷人似乎以青铜器承载古老的敬意或者原始的恐惧。要在商代青铜鼎上寻觅人像是徒劳的，在神性时代，有的是衣冠楚楚的贵族玉人和戴笳的奴隶俑，“人之为人”的表现主题还难登“大雅之堂”，若细细审视那些神秘华美的纹饰，倒可琢磨出二字——“吃人”。
　　所谓“铸鼎象物”，纹饰图案多以鸟、兽、鱼等常见动物为主体，有名的，不能名的，都无特异处，它们极有可能是商人渔猎生活的体现。但青铜器作为重大的“科技成果”几乎无一列外地加入动物纹饰，总隐匿着文化深意。那些虚构的“饕餮（姑且用此名）”今日看来虽不可怖，然上古的人兽关系并不是今日这般倒转。能驾驭灵兽、感通鬼神者，自非凡人，推为英雄也是合理。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也可能是炫耀猎物或者探秘异兽，其中或寄托着对征服神异生物的祖神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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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殷商青铜器上流行的兽面纹在周朝被弱化，从对兽的浓墨重彩到对其形象的淡化处理，就是人文进程之一面。“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周礼的熏化让后人深感“吃人有报”，此昭示文化大变。
　　诚然，殷商文化是典型的神性文化，而周文化固然谈不上绝对人性，然其“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之思想足见光辉。言及此处，不得不谈青铜重器——鼎。《说文解字》有释：“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这宝器的用途就相当于今日的锅，用以烹三牲（牛、猪、羊），人若出现在锅上倒也煞风景。铜鼎由陶鼎演变而来，从他们超出实用的尺寸来看，这些炊具容器渐渐被用作祭祀礼器，并成为了“国之重器”。

　　后母戊鼎（原作“司母戊鼎”，争议极大）乃殷商文明为世界贡献的“鼎中之王”。三星堆古蜀文明的青铜器固然惊艳，其造型艺术之大胆与夸张更在殷商之上，然而后母戊四足大方鼎立于天地，稳若泰山，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气概，其散发的中正之风也有别于古蜀的怪诞吊诡。当然，三足铜鼎还是殷商主流，李泽厚品评其美曰：“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 商人之鼎着实独步天下，因为三星堆古蜀文明以及古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两河文明等重要文明都有“权杖”之传统，唯独商周没有。

　　所谓“铸九鼎，象九州”，虽然“九鼎”与“九州”之传说一样令人振奋，但他们都是后人的“发明”。其实鼎真正有政权之象征意味还是周人赋予的。铜矿是上古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冶铜铸鼎关乎神权威严，宝器与意识形态实有相辅相成之处。宝器如能做大做奇，摄人心魄，可收宣传神权统治之效；神权殷实，则使一国在中央集权政府诞生前的组织动员能力最大化，此更助推宝器的翻新。
　　“国之重器”也并非直指鼎本身的超凡重量，盖针对频繁迁徙之不便而言。营筑城郭宫室与铸鼎都是“安定稳固”的大工程，对于商而言，鼎越大越后出。周人革命之“迁九鼎”，便有挪移商王国之味，同时也是在部落联盟中展示最傲人的战利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孔子说：“革物者莫若鼎”，这种“鼎革”思想实有赖于周初的宣传，商人显然是没有的。“鼎革”思想实际透露出一种天下共主的意识，此后不光诸夏有此意识，蛮夷也来附庸。楚庄王就曾问鼎之轻重，秦始皇更是派千人在泗水里寻找周鼎。

　　自周始，中国的鼎文化逐渐形成，中国人的譬喻天分从此得到了很好的施展，说这人力气大就用“力能扛鼎”，说这人正值壮年就用“春秋鼎盛”，说这人极有信誉便用“一言九鼎”，说王图霸业就用“问鼎”与“定鼎”，说要助这人成事便说“鼎力相助”，说那曹魏、刘汉、孙吴割据就用“三足鼎立”，说天下大乱就用“海内鼎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