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做起饭来的时候，烟火汹汹，再加上外头毒辣的日头，偏房真的是外烤里蒸，不似人间，反似地狱。
　　兄弟俩宁愿打地铺，也不愿在里面待着。
　　看着眼前的一切，姜斌有些不甘。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光靠每年的那点公分，家里头永远翻不了身，他决定要搏一把。不过，还有比挣钱更重要的事儿，那就是高考。
　　记得也就是今年9月份，教育部就会发出正式通知，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是唯一跳出农门走向自由的机会，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幸好还有时间准备。

　　收拾好繁杂的思绪，姜斌推开了院墙上的篱笆门。
　　”娘，我回来了“话音刚落，就见老娘风风火火跨出了正屋的大门。
　　”老大，饿了吧？锅屋梁上的篮子里，还有棒子面饼，你先垫吧垫吧。待会儿，我就做饭“人还未到，声音已到跟前，这就是老娘。
　　虽然前世见过多次，但是再次瞧到老娘年轻时的模样，还是有些感概。此时的老娘，还没驼了腰，白了发，长满皱纹，浑身透着股劲儿。
　　”娘，我还不饿，爹呢？“。
　　”你爹他们都去麦场了，过两天就得麦收了，晾晒的场地都得提前收拾好，你弟弟妹妹们也去耍了。看时间的话，快回了，你先进屋歇着！“。
　　”哎，娘，我先进屋看会儿书“。

　　姜斌爱读书，虽然买不起新书，但是家里的旧书倒是不少。附近三村一圩能讨来的书，都成了他的收藏。不过，大多都是些闲书，关于高考的书却是没有。
　　正思索着怎么搞到高考书，怎么准备高考的事情，就听到父亲和弟弟妹妹们回来了。
　　此时，娘也做好了晚饭。没有啥好的饭食，少油的炒青瓜，贴的棒子饼，还有一锅稀饭。棒子饼由于棒子加工的有些粗，拉嗓子的厉害，是前世最不喜欢的食物。
　　不过，今天却不一样，姜斌吃的津津有味。
　　乡下的生活，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总是快乐的。特别劳累了一整天，那饭吃起来就更是香甜。餐桌旁的一家人是平凡的，也是幸福的。
　　父亲喝稀饭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惹得老娘皱皱眉头，警告似的用筷子敲了一下爸爸的碗。
　　老娘虽只上过四年级，却知道言传身教，生怕孩子们也会像老爸一样，学一些坏毛病。当然，吃饭呼噜声也是坏毛病的一种。
　　这也是他最佩服老娘的一点，文化不高，却相信文化，相信读书是有希望的，相信文化终究带给我们出路。
　　最不济，也可以在村里当个会计，干个老师，过的稍稍体面。
　　”娘，大哥刚刚也呼噜呼噜“老四瞅着狼吞虎咽的姜斌，奶声奶气的对妈妈说。
　　”你哥这是饿坏了，可不像你爸“，老娘总是不放过每一个教育孩子的机会。
　　这一顿饭吃的飞快，十多分钟就已吃完晚饭。老爸第一个撂下了饭碗，还未来的及休息，就已经拿起了梭子，织起了探网。
　　淮阳地区除了淮河以外，河流密布，鱼虾也多。家家都有渔具，时不时的打些渔获，贴补些家用，或是打打牙祭。

　　姜广明除了农民的本职外，也算半个渔民，捕鱼手艺也是周边难得的。不过，渔获卖不上价也仅仅是副业之一。虽说增加不了多少收入，总是一份添头不是。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垮老子，这话一点不假。每年那点粮食省了又省，还是根本不够家里六口人的嚼用，做父母的总是有不小的压力。
　　饭后，乘着这会儿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姜斌老娘也是不停手的忙着。天黑了，可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得省着。
　　看着这一切，姜斌联想到上辈子，也是这样窘迫的境况。他却不管不顾，读书走了，并没有尽到什么家庭责任。
　　这一辈子再也不会，他把握住的双拳又紧了紧！
　　重生的第二天，姜斌起了个大早，小学老师的本职工作还是要做好的。他负责的是小学三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每天两节课，工作量不是很大。
　　乡村的老师的自由度还是挺高的，上完两节课以后，才刚过上午11点。
　　乡下的信息终究有些闭塞，于是向校长请了假，趁着下午没课，去趟镇上转转。
　　小浦镇，千多年前就是个著名的渡口，因此得名，倒是离得不远，6-7公里地。不过需要过个渡口，五里墩。
　　姜斌小时候去镇上，五里墩是必经之地，因此是轻车熟路。

　　依稀记得，每次路过，都会看到渡口边的两间破土房，木门上胡乱绞着几根铁丝。
　　一个月前，路过渡口的时候，还见过了久未谋面的大勇。大勇是渡口船工，附近的人累月都会从渡口经过，因此都是熟识，大家便把他当“老伙计”。
　　但是，渡口船工仅仅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还是几年前苏南来的知青。
　　前世几次回家，姜斌的老父亲还多次提起大勇。
　　1949年，大勇出生在苏南小城。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在美术学院教油画，母亲在中学任教，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大勇，1968年夏天毕业。1969年年初，他收到通知——大勇到小浦镇当了五里墩的船工。
　　大勇下放的时候，支书就把他打发到了渡口。搬到渡口，住进一间勉强能遮风挡雨的茅草屋，大勇才明白为啥支书口中这个“活儿少、拿大工分”的饭碗没人抢——五里墩渡口倚靠盐河北堤，隔着河南望渔业大队，方圆三里之内没有一户人家。在大堤上巡个来回大约要10分钟，两侧的杨树林里，一座座坟茔夹杂其间——守着渡口还要捎带看坟场。
　　期间，父亲也病重去世，这给了他很大打击。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大勇工作之余，留下的复习的间少之又少。初中课程还好，一来知识浅，二来基础打得扎实，可高中课程被耽搁了，与其说是复习，不如说是从头学起。
　　因此，可想而知，第一次高考无疾而终。
　　1978年初夏，正当大勇备考进入冲刺阶段，城里拍来一份电报：母亲病重。大勇请假回城，母亲已经住进了医院，几个月不见，她几乎瘦脱了相。医生的诊断是胃癌晚期，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
　　大勇没日没夜地守在病床边照顾。母亲焦心，劝他回去复习。大勇推说自己基础差，多复习一年，把握还大些。
　　没过多久，终究没逃过病魔，母亲病死在医院。

　　回到林场已是7月底，高考结束了。按照当时的招考规定，考生不得超30周岁，1979年的高考是最后的机会。可这时候，公社领导泼了一盆冷水：“你就是考上了，怕也难过吧？”
　　他不死心，继续备考，可到了1979年5月，县招生办发出通告，规定高考考生一般不超过25周岁，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可放宽到28周岁。
　　这是当头一棒——大勇当时已经30岁了，还没进考场他的大学梦就碎了。附近的村民得知消息，笑话他：“哪能谁都成天之骄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