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回到了更早的“原点”，那个“阴”与“阳”，最初交会的刹那。生命的灵光乍现，我们又重新孕育，重新长大，成为另一个人生。
　　一位罹患严重忧郁症，而接受电击治疗的妇人，控告她的医生，要医生赔偿她十年的生命。
　　“当我做完电击，丈夫走过来，我吓一跳，他怎么突然老了那么多；接着儿子也来了，我又吓一跳，这个大男人是谁？他长得那么像我儿子，可是我的儿子才六岁，他怎么看来有十六岁。等我走到镜子前面，我更吓哭了，镜子里的我，为什么那么老？我脸上怎么突然添了那么多的皱纹？”妇人接受电视访问时哭诉，“我一下子失去了十年的记忆，过去十年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我的生命等于空白了十年，我失去了十年的生命。”

　　“问题是你确实活过了那十年啊！”记者反问。
　　“可是我不记得，不记得对我来说，就等于没有活过！”
　　她令我想起去年在报上看到的一则新闻。
　　一位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安妮·沙比罗太太，自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号，肯尼迪总统遇刺的那天晚上中风昏迷，直到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四号，居然奇迹一般地苏醒。
　　“肯尼迪被刺了！”她一醒过来就说。然后想到她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我要看《 我爱露西 》。”
　　“《 我爱露西 》二十一年前就播完了。”她的儿子说，“露西也早死了！”

　　她吓一跳，看看自己的儿子，发现那个十八岁的大孩子，已经成为四十八岁的中年人。
　　直到她的丈夫颤悠悠地赶来，她才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也才知道自己已经由昏睡时的五十二岁，跨过三十年，成为八十二岁的老人。
　　“多么难以置信，我只觉得自己睡了一觉。”她摇着头说，“对我而言，今天还是一九六三年。”
　　跟前面这位老太太比起来，最近《 读者文摘 》上约翰·派克南（ John Pekkanen ）报道的一位年轻人提姆就幸运多了。
　　当提姆驾车失事，而造成脑干淤血之后，神志不清了五个月。然后有一天，当他母亲问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时，他居然说出了二十年前的电话，那时他才五岁。

　　渐渐地，他想起六岁时的电话和朋友，又想到七岁时一起玩的小女生。
　　提姆开始玩他小时候的卡车、士兵和超人玩具，连说话的样子都像个小孩儿。
　　他重新学写自己的名字，学穿衣服，刷牙和吃饭。
　　他终于回到了中学的岁月，想要交女朋友，也再一次表现了叛逆期的火爆脾气。
　　五年后，提姆回到大学。他的肉体、生命和生活的经验，又重新聚在一起。
　　想起最近和名画家马白水老师一起吃饭时，马师母说，现在马老师变得不知道怎么坐公车、搭地铁了。
　　“我现在都得带着他，好像带个八十多岁的老孩子。”看来还很年轻的马师母笑着说。马老师也直点头：“可不是吗！让她牵着走，这叫妇唱夫随。”
　　“可是马老师明明还很硬朗啊！说话还那么幽默。”我说。

　　“是啊！他只是忘了六十五岁以后，来美国学到的东西。”马师母说。
　　也想起不久前一个学生对我说的“家事”——
　　“我爸爸突然得了健忘症，也可以说是老年痴呆。我和弟弟坐在他面前，他居然不认识。还问我们姓什么。然后大笑说：‘难得，难得，全是本家。’又转身叫我妈：‘你怎么不为这两位张先生介绍介绍？’”学生说，“可是，当我妈拿出我们小时候的照片，他就认得了，指着照片对我们说：‘来看看！这是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七岁。’”学生哭丧着脸，“只怕再过一阵子，他连我妈都不认识，只能认得我祖母的照片了。”

　　我常想，我们的脑海，会不会就像个仓库，愈早堆进去的东西，存得愈久。有一天，仓库不堪用了，我们开始往外搬东西，愈是摆在靠外面的，愈先搬走。我们也就一步一步，退回童年。
　　我也常想，当我们的仓库搬空了，是不是就回到最初的胎儿时期？我们由不再会认路、不再会穿衣吃饭，到不再认识亲人。我们仿佛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那个小小的宇宙之中，在羊水里漂浮。
　　然后，我们回到了更早的“原点”，那个“阴”与“阳”，最初交会的刹那。
　　生命的灵光乍现，我们又重新孕育，重新生长，成为另一个人生。
　　也想起卡缪在《 异乡人 》那本书里，透过主角说的“我牢记不忘的生命就是今生”。
　　还有那位接受电击而丧失记忆的妇人的话——

　　“不记得对我来说，就等于没有活过。”
　　我发现生命最充实的时刻，不仅是最有成就的时候，更是最有记忆的时候。
　　当我们往回想，可以想到四五岁时的画面；当我们往近处想，可以记起前两周认识的朋友和今天早餐吃的东西。我们就拥有了整个的生命，不论实质，或是感觉。
　　所以，我最近一边仍然往前冲，一边常常往回想，想我初恋的小女生和中学的老同学，也想想刚入社会的人与事。
　　想一遍，就是重新活一遍，就是实实在在地感受生命。免得年轻时不想，到老来又渐渐遗忘，最后莫名其妙地回到了原点。
　　多堪咀嚼的生命的滋味啊！在记忆中那么真实地呈现！


再年轻一次

　　多么有幸啊！中年以后，再年轻一回。把几十年来要讲没讲的，一股脑儿地倾吐出来，然后说：“不负此生！”
　　接到高中老同学的信：
　　寄上近作，共八页，有不妥之处，包括文题，请费神代为改正。川端康成曾说：“自大战后，即落入日本自古以来的悲伤中。”我自重新执笔写作以来，似乎也逐渐掉入台湾人久远的悲伤中。为了要捕捉那逝去的影像，过度专神，常无法入眠……
　　放下信，感慨良多。想到三十年前同窗时，他的豪情与才气，想到去年重逢时的彻夜长谈。他的辞锋仍健，但是豪气不再了，代之而生的，是满腔的愤世嫉俗。
　　“你这些年，读了这么多书，有那么多看不惯的事，何不写出来？发泄发泄！别让你的笔生锈了！”我对他说。以后每次通电话，也都怂恿他动笔。
　　终于在年初，接到他的一篇短文，我马上打电话去赞美，并催他继续。果然，不久又收到两篇。我再去电：“你的笔没锈，愈写愈棒了！继续写！有一天出本书，保证轰动！”
　　文章愈来得多了，而且从邮寄改成传真，有时早上天刚亮接到一篇，晚上又收到两篇。他真像是久久未曾使用的水龙头，一下子被打开。那几十年积下的灵感和愤懑，竟喷射而出。
　　他的文章确实是充满愤懑的，如同信中说的，逐渐掉入台湾人久远的悲伤中。他从大学毕业、留学英国，又转到美国，考取律师执照，并在纽约成为中国城著名的律师。却也在这二十年的漂泊之中，积压了太多的感伤。恨国、恨家，也爱国、爱家，爱这块他生长的土地。
　　他的文章是辛辣的，如同法庭上的词锋；情感是激烈的，仿佛重拾了他的少年情怀。我一篇篇读着，像是展读他火热的灵魂。

　　多少才情高旷的作家、诗人，进入中年之后，创作就停顿了。他却相反地，表现了如同少年人的勃发力。
　　令我想起周腓力，在封笔许久，美国打拼多年之后，重拾旧业，写成的《 一周大事 》。发表时，真是技惊四座，立刻捧回文学大奖，而后也是佳作连连。
　　我发觉我们这受尽升学压力，小时候吃完晚饭，还要背着大书包，抱着《 图解算术 》去补习的一代，因为由小到大，都在与升学挣扎，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火热的少年情怀。
　　而那情怀，是每个人都该有的啊！
　　就像是埋藏在深土的种子，它们也要萌发。一朝见到阳光，它们会生长得比“浅土”的种子，更高，更大，也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