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家朱光潜说“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儒家文化不关心宇宙本质和人性本质，对形而上的世界没有热情。”
　　虽然孔丘是一个不成功的竞底者，但他创建的儒教，却成为中国统治者最有效的竞底教科书。
　　梁漱冥说：“儒家理论的特色是，它既不是社会本位，也不是个人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关系本位。”
　　什么伦理、关系的本位呢？梁漱冥没有深究，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当然是竞底与被竞底的伦理；竞底与被竞底的关系。
　　儒家思想是最经典、最系统的竞底理论，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父、夫是竞底者，而臣、子、妻则是被竞底者。为了竞底，所以必须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有“君”的样子（权威、角色、道、责任），“臣”有“臣”的样子，直白地说，就是竞底者应该有竞底者的样子，被竞底者应该有被竞底者的样子。

　　因此，中国社会由竞底者和被竞底者两大集团组成，只有极少数像陶渊明那样家有余粮，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游移在这两大集团之外。
　　因此，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单向一元社会，即竞底者对被竞底者竞底，不利于竞底的思想，都将被禁锢，至少被边缘化（如宗教）。
　　中国的最高竞底者――皇帝有两个家：
　　一是小家――皇宫。皇宫当然是个竞底的所在，成百上万的妙龄女性，被活活地禁欲着，等待最高竞底者的“点滴雨露”，不少人终生未见皇帝一面，没有体验过做女人的滋味。
　　二是大家――后宫之外的“天下”。至尊的皇帝自然以天下草民为天然的竞底对象，搜刮起民脂民膏来，毫不手软，最多也只是忌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已，至于“水”们过得幸不幸福，安不安乐，即使是最圣明的皇帝，也不会多此一举。

　　皇帝通过仆人管理他的小家，对皇宫里的仆人，皇帝阉割掉他们的生殖器，来加以管理、控制；
　　而对他的大家，皇帝当然不方便用肉体阉割，因此他选择了精神阉割和思想阉割，儒教就是皇帝对天下实施精神阉割和思想阉割最得力的工具，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如此推崇儒教的根本原因。
　　精神和思维被阉割了，民众的独立批判意识就不存在了，竞底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了。
　　这种阉割到了当代，演变成了充满“现代性”的洗脑。洗脑的方式有很多种，如：
　　在公司内部组织员工对老板的讲话，进行全盘吸收式的学习、研讨，甚至搞人人过关。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如华为、海尔、联想等，都以炉火纯青的洗脑技术著称于世；

　　成立某种协会将作家们豢养起来；
　　在电视中连篇累牍地播放圣明皇帝的电视连续剧；
　　在学校里要求学生对某些材料，不加批判性思考地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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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1-6　20:22:20

　　孔丘在他的心目中，把最高道德境地的“仁”的思想，归之于“克己复礼”。所谓的“克己”，也就是对自己进行竞底，把自己的任何私欲克制住，这已经够到底线了。但还不够；到了宋代，这种“克己复礼”演变成“存天理，灭人欲，去我绝己”，而到达“绝己复礼”的地步，也就是要把自己的欲望灭绝掉。
　　没有了欲望，活人和死人有何区别？！
　　李耳以“不争”让活人变死人，儒教以“克己复礼”让活人变死人，方法各异，但殊途同归，就是要让被竞底者接受被打到底线的宿命。
　　“克己复礼”的关键在于“克己”，儒教对被竞底者是否“复礼”了并不重视。因为对自己竞底，就已经主动完成了竞底者（君子，上智，劳心者）对被竞底者（小人，下愚，劳力者）的要求，这样就可以努力达到“仁”的境界。
　　案例：孔丘的竞底
　　公元前500年，齐国与鲁国的国君相会（史称夹谷之会），齐人以本国的乐队演奏并舞蹈，担任鲁国傧相的孔丘正好在场，当即跑上台来，指出两国国君相会，不能演出这种夷狄之乐；齐景公接受了孔丘的意见，改让乐队演奏宫中的乐曲，但马上又受到孔丘的指责，认为这种歌乐只是平时在宫廷中演出的一般舞蹈，而不是在重大场合演出的正规舞蹈，孔丘疾言厉色地吼道：这些普通的演员，竟敢用胡闹来迷惑诸侯，按照儒书，这是犯了轻视国君的大罪！

　　在孔丘的再三要求下，这些演员被严酷地施以腰斩，“首足异门而出”。
　　在夹谷之会中，孔丘首开以“礼”作为竞底工具的历史先河。
　　这一次，孔丘的竞底成功了，齐景公对孔丘的做法大为畏惧，不仅没有报复鲁国，反而把以前占领的大片鲁国土地，归还了鲁国。
　　这次成功为孔丘积累了竞底实力，他回鲁国后，以大司寇身份代行丞相职务的第七天，杀少正卯。少正卯当时也在鲁国办学，且比孔丘成功，以致孔丘门生中除颜渊之外，都多次跑过去听少正卯讲学，而不听孔丘的（“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论衡•说瑞》）。孔丘对此一直记恨于心，在好不容易代行丞相的职务后，立即发动对少正卯的竞底攻势，将他一杀了之。

　　就杀少正卯一事，孔丘门生曾问他：“少正卯是我国出名的大智慧者，您刚执政就杀他，难道不会有过失吗？”（ “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阐述了自己的竞底原因：“人有五种恶行是盗窃不能类比的，其一是事理通达而心地险恶；其二是行为怪癖而信念坚定；其三是言论狂谬而善于狡辩；其四是对异端邪说过目不忘且学识渊博；其五是把歪理能说得头头是道（“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恶之中，有一恶就该杀掉，而少正卯五恶俱全，你说该不该杀他？”

　　可以看出，孔丘为少正卯罗织的五条罪状中，只有“行辟而坚”还有点靠谱，其它四条都以言定罪。但“行辟而坚”是相当随意的说法，什么样的行为算“辟”？“辟”到何种程度该杀？完全看孔丘的一已好恶。因此，用这些理由杀少正卯，与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岳飞父子，在程序正义上看来，是一回事。
　　大多数有见识的人都认识到：孔丘杀少正卯，首开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记录，而文字狱也成为中国进行思想、人身竞底的一大有力工具，历朝历代屡用不爽。中华民族以五千年的文明，为何民众缺乏智慧呢？文字狱、以言定罪对中国人的竞底，是一大原因。
　　孔丘的徒子徒孙们羞于看到他们的祖宗，作为文字狱的始作俑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孔氏后代和朱熹、钱穆等竭力为其翻案，但众多史籍上的白纸黑字，岂是后世能空口白话就推翻的。朱熹那个肮脏的花花老头就不必说起，连号称治学严谨的钱穆，在此问题也糊涂如是，可见儒家误人之深。
　　孔丘杀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少正卯后，感觉自己的竞底实力更加强大（竞底者从来是这样越来越猖狂的），他乘势提出了打压鲁国三家强势的大夫。但那三家的力量可不是他能蚍蜉撼树的，他的这次竞底遭到三家大夫的反竞底，未能成功（堕三都事件）。
　　而齐国也从夹谷之会的被竞底中醒悟过来，痛定思痛，开始设法对鲁国，尤其是孔丘进行竞底。齐景公选出80名花枝招展的绝色歌女，驾着30辆名贵马车，送给鲁国。鲁定公乐不可支，终日沉溺其中。
　　孔丘到底不算竞底高手，齐景公的这一小小的竞底花样，一下子就击穿他的底线。他愤而辞官，开始“惶惶如丧家之犬”地周游列国，虽然极尽全力宣传自己美妙的政治主张，但却四处碰壁，根本找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
　　对于自己的这次失败，孔丘从未反省过自己克己复礼的理论有何不足，而是像运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鲁定公的好色上，算是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按张瑞敏那句“要效果不要借口”的竞底口号来衡量，孔丘一定是不配进海尔的劣质员工，如果孔丘到海尔求职遭拒，是张瑞敏的错，还是孔丘的错？任正非曾经戏谑地设想邓小平到华为求职，如果邓小平真来了，任正非一定容不得他，这又是谁的错？）

　　但好色乃是人的本性，西方心理学承认“性欲望”是人的最强大的生命动力。连孔丘自己都说过“食色性也”，但他却总想宣传与人的本性相违背的儒家之礼，这实在是自相矛盾的荒谬。
　　儒家伦理由于缺乏科学的体系，给人的印象相当复杂，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洞悉这套思想体系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