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人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被竞底者安于被竞底的状态，同时栽培左右手，以便更好地控制下层被竞底者，以保持竞底组织的长期稳定运行。中国企业目前“安人”的较好办法，就是柳传志倡议的“入模子”，也就是员工比较痛恨的“洗脑”；

　　三，“治世——运筹帷幄，轻松愉快，宁静致远，日理万机而不失策。”
　　竞底战略运行的理想状态，是“不失策”，也即任正非所说的“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而所谓的“失策”，就是击穿了底线，“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
　　从对“中国式管理”的三个核心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竞底战略的部分运用而已。
　　为何这种“中国式管理”不能流行于欧美呢？因为他们的主流文化已经升级为竞优，竞底文化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如明基收购西门子的手机部门后，想让欧洲员工像大陆或台湾员工一样加班（竞底），最终因员工依法抵制，最后明基不得不认赔8亿多欧元。

日期：2008-11-19　15:45:16

　　三、中国竞底的普遍性
　　竞底在中国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果说它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民族性之一，那一点也不为过。从古代的“头悬梁，锥刺股”、“卧薪尝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到现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公而忘私”、“活着干，死了算”、“没有任何借口”等风靡一时的口号，无一不浸透着竞底及打到底线的精神。
　　无独有偶，在华为发生众多横死事件后，任正非在公众训话中，对此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人生是美好的，但过程充满了痛苦。”在讲话中，任正非没有反省，唯有对“艰难奋斗”的再提倡、再强调。
　　“头悬梁，锥刺股”压榨的是人的生理资源，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口号中，“人上人”是没有止境的，“苦中苦”也是没有限度的，但人生苦短，人们对苦难的承受底线，也不是可以持续地开掘下去的。
　　以提高人们对痛苦、对丑恶的承受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这绝不是提升人的价值的有效途径。正因为中国人实施的竞底战略，才出现了经济快速腾飞三十年，而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的2.9%的“奇迹”。

　　案例：重压下的花朵：中国儿童们的竞底
　　竞底是中国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稍稍用心观察，就可以轻易在身边找到竞底的事例。
　　深圳荔园小学是市里一所有口皆碑的好学校，其教学特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平心而论，荔园的校长和老师们，都是极其负责的，否则，按照竞底特点，他们不可能安稳地在一所好学校里就职。
　　例如某年级八个班的语文课，由甲、乙两位老师负责，学校将按各班的平均成绩、最高最低成绩等一系列基于分数的指标，来考核甲、乙的工作业绩。如此一来，甲、乙老师为了使自己班上的学生，在语文成绩上胜过对方，则本能地倾向于加大学生的语文作业。
　　同样，数学和英语老师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他们也会加大自己这门课程的作业，与语文老师争夺学生的课余时间。
　　各科老师竞相发力的结果，是可怜的小学生们负担日趋沉重。尽管深圳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孩子们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首先被剥夺的，是娱乐时间：在巨大的学业压力面前，童年的快乐自然无足轻重；
　　其次被消灭的，是正常生活时间，孩子们不再能轻松地散步，读课外书；

　　最后被压缩的，是起码的生理时间——睡眠时间。
　　如果家长认为孩子应该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健全的人格，而不积极协助执行老师的竞底政策，那学生立刻就面临完不成作业、退步。退步的学生必然拉低班级的平均成绩，科任老师会通过排名次，当面批评、留堂、召家长谈话等一系列措施，将学生纳入竞底的“正轨”，这些措施显然将对学生的自信心形成重大打击，因此，家长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认真配合老师，不让儿童玩、干家务，尽量集中所有时间在功课上。

　　那么，能否通过转学来改变境遇呢？实际上，所有“好”学校都和荔园小学的操作模式一样，而口碑差的学校，男生变坏、女生早恋的风险，不是一般家长所愿意承受的，这又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正如李志强对他手下打工妹的生存状态了如指掌一般，学校对儿童们的压力也心知肚明，但校长照样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采取竞底政策，学校的名次退步了，那么教育局很可能摘掉校长的乌纱帽。
　　再进一步说，如果市教育局不对校长施加竞底压力，深圳市的升学率势必在广东省退步，那么教育局长也干不成。
　　照这样一直追朔上去，一个小学生所受到的竞底压力，可以最终追朔到教育部长乃至总理身上。而总理来自民众，反过来说，竞底的总根源还是出在民众的身上。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如此竞底，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又智慧一点呢？中国刚开始研究生教育时，一名教授每年基本招一个博士，二三名硕士，而现在居然能带100名博士。我的同学2008年因为歼10来参加航展，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带了28名工科博士，我跟他开玩笑“这么多恋爱谈得过来吗？”他倒也很坦率“只要能搞到项目，搞到钱就行，反正也不是我带，下面有一个团队，我在行内的人头熟，他们有问题我知道该让他们去找谁就行了。”

　　工科教授也许还有项目和经费的底线限制，文科教授们就更加可以竞底了，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带28个博士并不算多，还有一个教授带100名博士的。我想，恐怕这真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
　　教授招研究生时，多多益善，但在带研究生时，不仅在知识传授上对他们实行掺水式竞底，同时也在工作报酬上对他们竞底，所谓的博士硕士，不过是教授的超级廉价劳动力。很多教授的专著，其实都是老师出个点子，完全由研究生们捉刀。而研究生们由于被竞底，收入微薄，且没有署名权，当然无心认真为教授打工，也反过来对教授竞底：从网上、杂志上大段抄袭别人的东西，填充在为教授撰写的专著中。

　　最后，底线被击穿，知名教授的专著被人指控剽窃。这样的闹剧，年年都在中国的学界上演着，其背后也有一条完整的竞底链在发生作用。
　　很多稍有远见的家长，早已对中国教育界的这种竞底深恶痛绝，但身处竞底世界，无法独善其身。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长期陷入这样的竞底怪圈，家长不得不早早筹谋，将孩子送至海外就学。
　　在深圳，流传着这样一套“理论”：有条件的话，应该送孩子出去读高三。因为中国高三的数学基本在复习，为高考做准备，海外的数学相对简单。此时孩子的中文底子已打得不错，可以提前一年为海外的大学生活做准备。这一理论发展得如此完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一个深圳朋友的孩子，就在这理论的指导下去了美国，二年后我在他回国参加同学聚会后，专门向他咨询有关情况，他讲了些让中国父母眼热心跳的轶事，如盛装到联合国为官员们演出等等，但这些我并不太感兴趣，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刚见到你的高二校友，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这大一学生一脸凝重，象个男人似地回答我：

　　“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二个世界的人，在美国我学会了怎么思考！”
　　仅此一点，我感到他父母为他花的那几万美元，就已经全部物有所值了。
　　柏扬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曾形象地提到：中国是个大酱缸。实际上中国是个巨大的竞底角斗场，每一个老板都渴望将对手竞底，所以中国的商界天天都在大打价格战，每一个下属都在彼此竞底(所以才有“窝里斗”一说)，甚至每一个小学生也在竞底，生怕自己的名次落到后面。
　　案例：竞底所能到达的思维深度
　　毋容置疑，不同的思维存在深度的区别。王小二想着到哪里去打酱油，和波尔创建量子力学，其思维深度有着天渊之别。
　　以音乐为例，音乐思维存在三种不同的深度：主体思维(即音乐的创作)、媒体思维(即音乐的表演传播)和客体思维(即音乐的欣赏)。竞底在音乐上的表现是中国人不擅长主体思维，除了梁祝、春江花月夜等几首经典的乐曲为海外华人所欣赏外，中国人缺少巴赫、贝多芬、海顿等古典音乐作品，也缺少像《音乐之声》，《祝你生日快乐》等现代音乐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流传。中国在音乐方面能打出国门的是为数不多的媒体思维，如钢琴演奏者傅雷的儿子傅聪、郎朗、李云迪等，大提琴演奏者马友友，他们从小在竞底的氛围下刻苦演练，靠着少有的天分和难得的正确练习方法，终于出人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