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这些品牌奶粉的婴儿,基本没有得肾结石。这些企业可能都心存侥幸地觉得,只要控制好了三聚氰胺的含量,掺假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
但三鹿集团率先打破了这条底线,它在每公斤奶粉中添加了2563毫克三聚氰胺,导致众多婴儿死亡,从而引爆奶粉事件。最终,以前的奶粉巨头三鹿被拆分并购,同行相继出现资金链危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和公众社会在三聚氰胺问题上存在两种底线,事发前,企业以为只要添加的三聚氰胺不超过100毫克就可以相安无事;而事发后,国家将含量标准明晰化,规定为2.5mg/kg。
必须发现足够的竞底空间
所谓竞底空间,就是竞底者离底线的距离。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空间或商业机会。
富士康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从台湾迁移到深圳,就是因为台湾的工资底线已经被抬高了,而同期大陆的人工只有台湾的几分之一,富士康到达深圳后,就打破了台湾工人较高的工资底线,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竞底空间,而在珠三角一带工人的工资渐渐上扬后,富士康更将制造业推进到长江三角洲等内地,同样也是为了通过打破工资底线获得竞底空间。
而竞底的最佳状态就是任正非的“拧毛巾”理论,他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建立威权的组织文化
在竞底组织的起步阶段,由于竞底者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沟通还有双向的可能,随着竞底组织越来越成功,竞底者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沟通的单向性将越来越凸现,从上到下的命令和控制将是不容置疑的。从而逐步建立符合竞底组织的威权文化。
所有的竞底者都有爱听好消息,厌恶坏消息,因此被竞底者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恶习。因为如果报忧的话,很容易被竞底者视作“拼搏精神不够,喜欢找借口”而打为另类。为了维持竞底实力,竞底者通常不愿意被竞底者对自己发布的命令评头品足,稍加质疑,因此这种沟通只能是单向的。
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就常被以霸气、枭雄等字眼来形容。
他在富士康实行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富士康的基层员工都要进行为期五天包括稍息立正、列队行进等基本的训练;公司的命令从来都不容置疑和抗辩;做不好不能找任何理由。
郭台铭对下属也总是以行军打仗的口气:“哪一次行军的时候不昏倒几个人呀?难道下雨天或大太阳就不出操了吗?”
郭台铭还特别宣扬“独裁为公”的理念:因为要争取速度,所以独裁,但独裁所得到的利益是回到公司,股东可以分享,员工也可以分享。
对于组织中的横向沟通,竞底者向来是不提倡的,因为他本能地觉得,属下的沟通很容易导致抱团结伙,形成一种反抗竞底的力量,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此外,竞底者还想极力影响非正式沟通系统,包括小道消息和流言,虽然是非正式的,但信息传递得更快,而且被竞底者往往会认为这些信息比正式系统中传递的信息更精确、更可信。这是竞底者难以消除的一个悲哀。
在一个竞底社会,认错,是被竞底者的的义务,而不认错,则是竞底者的权利。因为竞底实力是建立在威权的基础上,而一旦认错,就将损害这个基础。竞底者在组织中就会令难行,禁难止,那样竞底就难以进行下去。
比如沈阳飞龙公司的总裁姜伟曾在1997年公开发表《总裁的二十大失误》,虽然他的认错只是停留在企业管理操作层面,根本还没有深入自己的灵魂深处,但在这之后,据姜伟自己说:他的员工敢和他顶嘴了,整个社会和政府也不支持他和飞龙了。这次认错根本没有改变飞龙的股权结构,但虽然姜伟还是老板,他对公司的竞底却不再得心应手。
有向下传递压力的竞底链
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竞底者,同时也是潜在的被竞底者。
一个流水线上的女工在公司是被竞底者,但回到家里,她以望子成龙心切,督促她的孩子背唐诗、背四书五经、练钢琴,从而把公司中老板对她的竞底方法,有选择地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从而扮演了一个竞底者的角色。
华为常常以低于竞争对手上10倍的价格获取项目订单,而为了这种竞争实力,任正非不得不对内部的员工竞底,此时的狼性精神就成了“艰苦奋斗”,华为研发、销售人员的压力是有名的,以致发生了众多的自杀、猝死等横死事件。
在这些标志着“底线”的不幸事件发生后,任正非发表了一篇竞底味道很浓的公众训话“人生是美好的,但过程充满了痛苦”。在训话中任正非没有反省“狼性精神”的不当,唯有对“艰难奋斗”的再提倡、再强调。
不安全感是最佳工具
竞底者是如何驱动被竞底者的呢?控制下属的安全感,是老板们最喜欢的工具。
安全感是比生理需求更高一级的人类正常需要。在作为竞底的工具时,安全感最大的好处是它是不断发展的:一个月薪一千元的打工者,可能觉得自己有了五万元的存款就意味着有了安全感;但当他通过努力月薪达到一万元时,他可能会觉得只有拥有了房子、车子和一百万金融资产,他才算有一点安全感。因此竞底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安全感需求,设计出适当的不安全感标准,从而达到驱使不同层次的被竞底者的目的。
不可持续的魔咒
虽然竞底战略有相当的优势,但显然也有难以逾越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底线的限制,发展难以长期持续。
有一首打油诗,很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的这种竞底现实:“美国人发明东西;日本人把东西做好;韩国人把东西做烂;中国人把东西做到没钱挣”。竞底,就是这样一种 “我已经把它搞得没钱挣了,看你还怎么跟我争!”的精神
但是,要在别人没有钱赚的底线以下生存,这种生存方式的艰辛可想而知。
容易上瘾而损伤长期竞争力
中国的原创新产品为何如此之少,以致任正非称华为18年来,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执行竞底战略就是一个重大因素。竞底战略使中国绝大多数生产商,只愿意跟在已被市场证明成功的老产品后面,以低价、低质竞底,就是为了避免风险。
殊不知,正所谓“不冒险是最大的冒险”,竞底带来的只是低收益和底线状态的生存局面。竞底使企业营业收入年年增长的同时,竞争实力却有日益衰微的迹象。
所以任正非会无奈地长叹“现在卖高科技产品,简直像卖萝卜白菜一样不赚钱”,2007年华为的利润率只有微薄的5%;所以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二个中国最发达的产业带,会发生大量的倒闭潮;所以2008年相当多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竞相去当兵,或者忍受月薪五六百元的工作,因为竞底战略不需要较多的智慧,也无法提供大量的知识工作岗位,它需要最多的是螺丝钉式的操作工。
随时潜伏着极端冲突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竞底组织以底线为生存常态,因此发生事故就在所难免,只是事故大小和事故发生的时间存在着偶然性。
当组织离底线较远时,竞底制度能够良好地运转,其他策略较少被考虑;而当组织接近底线,竞底者手里所掌握的竞底实力逐渐消耗殆尽时,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竞底目标合理化,借助其他的权威来驱动被竞底者。
当竞底组织余越接近底线运转时,发生冲突的概率越高,冲突的强度就越大。当最终到达底线时,冲突不可解决,竞底组织就寿终正寝。比如,黑煤窑长期在缺乏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疯狂采掘,发生塌方或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是必然的;血汗工厂长期无节制的加班,员工出现过劳死也毫不奇怪。
于是,政府只能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关闭小煤窑的举措,血汗工厂也被一些著名品牌剔除出供应商名单。从而以极端的方式结束冲突
高端品牌要谨慎使用
竞底战略有如此多的优势,即使有些西方的优秀企业,有时也忍不住受到诱惑,对此加以尝试。
如星巴克在中国打响品牌后,也开始对原材料动“大手术”:牛奶、杯具、吸管、搅拌棒、糕点、糖包、汽水等等,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样。诱人的蓝莓奶酪从东莞远道而来,现在连外带的独立包装也没有,杯中的雀巢牛奶变成蒙牛的,而这些原本大都是进口的。
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对糕点的定损比例做出了调整,从25%下调到10%;同时,大部分糕点的定损期限也从以前的24小时提高到了48小时。这意味着消费者吃到不完美的糕点的概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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