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剪刀差”必须有个前提，就是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占到绝大多数。 一旦城市人口超出农村人口一定比例，这个社会经济系统就要垮掉。 于是，在60年代初的三年饥荒后，城市实施了“62压”，就是把不少城市人口压回农村去，以维持“剪刀差”这个价格机制，或者说社会经济机制。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即使把一些多余的城市人口压回了农村，但是架不住城市人口生育速度太快。 从1950年代开始倡导的多生孩子的政策开始在1960年代中期效果开始显现，而这些多生的孩子根本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为“剪刀差”的价格机制不能承载太多的城市人口。 而城市孩子从小相对自由，天不怕地不怕。 如果让他们呆在城市中无所事事，迟早要出乱子。 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将这些城市年青人大规模地“批发到”偏远地区，比如东北、新疆、云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

　　改革开放后，“剪刀差”还一直在对经济起着关键的作用。 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能够自由地种粮、养猪、种经济作物。 农民的收入开始获得显著的提升。 不过，通过“剪刀差”，城市把高价工业品卖给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所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同样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相对收入又在重新降低。 所以，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打工，部分分享城市居民的价格“剪刀差”的结果。 后来，从广东开始，在大力鼓励出口加工经济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农民和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政策。 不看你的户口，只看你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于是，大规模的农民开始涌向广东，“打工”开始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

　　在广东等沿海地区依靠“剪刀差”的历史遗留问题，获得经济迅猛增长的时候，却摧垮了内地的“剪刀差”。 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一些老工业基地，曾经享受着“剪刀差”带来的福利，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力量之下，迅速没落。 大批工人下岗，有能力的到沿海打高级工，增强了沿海的优势。 同时，大批工人的涌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这让沿海享受了十几年工人低工资、产品高价格的美好时光。 这样的结果是，经济形态从城乡的“剪刀差”持续转变为沿海与内地的“剪刀差”。 沿海地区只要依靠自己的区位优势，通过盖厂房、建写字楼、出租居住房、建立小商品市场等方式，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

　　低价农民是两个“剪刀差”背后的持续动力。 城市与农村的“剪刀差”是依靠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形成的。 而沿海与内地的“剪刀差”是依靠大规模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形成的。 而这两个“剪刀差”的背景，都是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 但是，随着国家减免农业税，并且鼓励农民种粮食之后，农民收入也开始得到基本的保障。 这时候，大量的农民从新思考，自己是否值得外出打工。 因为，外出打工不仅要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老人孩子，更要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受到当地企业的压榨，把很多钱交给铁路、电信等部门。 于是，沿海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民工荒”，企业有工作岗位，但是招不到人。

　　更明确地说，农民的辛勤劳动支持了城市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支持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农民开始变“懒”了。因为，受到一些教育、见识了外面世界的农民突然发现，虽然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现代化的城市，支持了沿海经济的发展，但是自己却享受不到任何相应的回报。 在上海、深圳、东莞等城市的人均GDP中，根本不计入农民工的数量。 也就意味着，农民工不被认为是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农民工开始不跟城市的人们“玩”了。 不少曾经在东莞打工的农民工发誓，绝不会再回东莞，说明了农民工自我权利意识到觉醒。 同时，资本的积极进取的，不少资本开始深入内地，寻找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好的当地政策，也“粘住了”很多当地的有经验的农民。

　　当城乡“剪刀差”迅速消失的时候，中国经济与社会格局的巨大变化正在拉开帷幕。 （本部分未完待续，下一段分析知识“剪刀差”和城市居民收入问题。）

日期：2009-12-03　23:06:20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经济负担的转移）
　　同意上面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关键在于政府税收。 这也是为什么在本部分开始就谈到，城市居民将陷入艰难之中。在最初的城乡“剪刀差”中，其主要目标是农民。农民承担了政府的税收和城市居民相对较好的生活。 而中国后来取消农业税的行动，开始反映出政府税负的转向，主要税负从农村开始转向城市。城市成为经济重负的主要承担者。

　　各位网友有兴趣的话，查一下几年前，关于取消农业税的一些评论。有的专家当时的主要意思是这样的，农业税已经占到全国总税收的很小的比例，因此取消农业税并不影响财政收入。 请注意，当时这些专家强调的，并不是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还收农业税，也不说各国更多的是给农民提供农业补贴。 他们强调的是农业税已经不重要，或者说政府已经不把来自农民的税收作为主要税收来源。 所以，政府放弃这个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真正收益的税种。 同时，这也意味着，政府将征税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城市居民开始承担起交税的重任。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真正关注到这一举动的意义。 在当时的环境下，出口加工经济极其火爆。 无数的农民工仍然在大量的出口加工企业中，超负荷、超工时地辛勤工作，赚取着最微薄的工资。 他们创造的大量财富，一部分变成外商的高额利润，一部分变成加工企业和相关服务产业链的利润，一部分变成政府税收。 由于农民工的数量过于巨大，政府即使在每个人身上获得少量利润，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税收。 所以，政府税收从农村向城市的大幅度转移并不被人特别注意。 而且，政府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取消农业税有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当时对于政府来说，农业税已经是区区不值得一提的税种了。

　　当然，敏感的农民工们注意到了。 农业相关的税收虽然对政府似乎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却太重要了。 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决定返乡，重新务农，不再出来打工。 当时，问一些返乡的农民工，为什么要回去。 有的农民工明确地说，农业税取消之后，不少地区的农民种地也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 虽然种地收入比打工收入低，但是综合生活成本低，比没日没夜打工来得轻松，还能够跟自己的老人孩子呆在一起。 很快，“民工荒”出现了。 当种田的负担减轻之后，不少农民自然愿意种地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农民工返乡。 政府和一些专家担心，农民工返乡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 但是，预期的动荡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因为，很多农民在没有农业负担的情况下，种点田，再打打短工，生活还是有着落的。

　　城市开始成为征税的重点。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政府开支开始持续增加。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开支开始快速膨胀。 为了应对开支，开始征收多个新税种，并且大量发行债券。 其开支的特点是刚性非常强，一旦加上来，除了持续向上加之外，几乎没有可能再减回去。 而且，债券发行也是有限度的，更多地需要通过增税来完成。 这个时候，经过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加工企业已经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国际竞争力，再加上国际经济进入高速膨胀期，于是出口加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得到增长。 而人们认为，出口加工就意味着工业化，而工业化意味着城市化，城市化就意味着人口都要向大城市转移。 那么，税收重点也就转移到了城市。

　　城市开始大兴土木，急剧扩张。 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加工业就是制造业。 而中国已经因为“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化能量。 比如说，北京在2000年前只有三环，后来迅速修了四环、五环、六环。 其它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膨胀时期。 而城市的扩张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扩张，进而形成开支的更大规模增长。 而开支的扩张比如需要大量增加的税收来支持。 如果没有税收的话，开支将成为“空中楼阁”，很快发生崩盘现象。 当然，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之内， 人们并没有过于注重税收在社会和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该来的迟早要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众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的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通过回到农村，很大程度上退出中国经济循环圈。 中国的农民仍然主要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能力非常有限，同时跟社会的交换相对较少。 也就是说，他们承担税负的能力非常低。 同时，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这一方面意味着大量的债券， 另一方面意味着税收的增长。 如果税收减少，那么财政刺激政策将无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