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董事长看到了办公室打印出来的这些实验数据惊呆了：“姜总啊，这样行吗？”“一定行，。”三狼肯定的说：“我拿去找我们学院动物实验室盖个章就可以，你让财务给我准备一万现金。”“你总是这么自信。”董事长一边拨打财务电话一边说。于是三狼说出了到公司后第二句被下属广为传诵列为经典的话：“自信源于实力！”

　　到母校后找到动物实验室，那主任看过三狼出具的资料后悲哀的说：“姜总，你怎么抢我的饭碗？”然后直接复印了几份就签字盖章了。自然，那一万块钱在三狼走之前已经装到了他的手提包里。
　　如果你知道你吃下的具有国家权威部门检测的食品或药品，其报告单竟然是这么出笼的，你觉得悲哀和可怕吗？嘿嘿，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没有大型医药企业摆平不了的部门，再高级别的官员在拿过你的钱后，也会拍拍肩膀从此后和你称兄道弟，泡过你的美女后，这些家伙更是从此后会把你当作死党。

日期：2009-07-06　16:48:07

　　9.
　　人要走狗屎运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居然有药厂找上门来要求兼并了！这是一家位于郊县的中药厂，建厂日期差不多和共和国同岁，拥有普药譬如三黄片，黄连上清片类的品种100多个，其中有四个国家二级保护品种。由于多年经营不善和大环境不好，销售年年萎缩，到了无力维持生产的地步，公司和地方政府都无力承担庞大的GMP改造费用，银行更是不会把钱施舍给这种叫花子企业，无奈之下找上门来要求北方生物科技公司兼并，哪怕能给职工要口饭吃都可以！

　　GMP是英文单词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的缩写，要求药品生产企业在机构、人员、厂房、设施设备、卫生、验证、文件、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产品销售与回收、投诉与不良反应报告、自检等方面都必须制订系统的、规范化的规程，通过执行系列的规程 。保证人们用药安全有效；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药品生产企业能走向世界。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SFDA）在1998年起要求全国医药生产企业强制进行改造，截止日期为2004年12月31日之前。

　　从SFDA获悉，截至2004年底，全国5071家药品生产企业中，已有3731家通过GMP认证，未通过认证的1340家企业已全部停产。中国制药企业用于GMP改造的资金平均为8600万元，52%的企业靠从银行贷款获得GMP改造资金，41%的企业完全靠外部资金进行GMP改造。从1998年到2004年的六年时间里，制药企业向全国银行借贷总额高达4000亿元左右。

　　那年月GMP认证对医药生产企业来说可是决定生死的大事情，因为如果大限到时你还没有能够拥有那张GMP证书，嘿嘿，对不起，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再销售你的药品，也没有哪家GSP的医药流通企业敢销售你的药品，甚至你连帮别人代理加工的权力都没有，只能关门大吉了事。上文里那1304家停产的倒霉蛋估计就是那种爹不管娘不要的自己又借不来钱的企业。

　　一定会有读者迷惑，平均8600的巨额改造费用都花在了哪里？莫不是都入了筱萸的口袋？天地良心，咱不能因为人家不在了就撒弥天大谎，强力推行GMP制度恰恰是筱萸同志给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请参阅本文作者博客《国粹轩》里的文章《郑筱萸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对付GMP认证第一步是根据自身条件看是需要改造或者搬迁重建，要能原址改造自然可以省去不少基础建设和征地费用，这个可是大头，根据不同地域付出的成本也不等；第二步是找个专业的设计院重新设计图纸，一般都找专业的医药设计院，这笔钱大约40--50万不等，也是省不得的，因为GMP标准的药厂生活区和生产区包括物流废水气排放都有严格要求，如果你设计不合理是要被PASS掉的。

　　设计好了就按图纸建吧，风吹进土的老窗户扒掉，改成铝合金全封闭那种；掉土的屋顶扒掉改成混凝土房顶；太祖年代的铁皮大门扒掉，改成那种电动不锈钢的；生产区办公楼扒掉，建到大门口去......总之用太祖的话说是，要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建造一个新世界。
　　第四步也比较费银子，特别是对那些基础比较差的老国有企业，再想两口铁锅三个大缸就想做药是不可能的，必须更新或者引进先进的设备，大到各种大型器械，小到生产用水用的三级净化设备，最小的连捕鼠夹都在要求之列，嘿嘿，生物防治法养猫灭鼠和药物防治法灭鼠药，都是严禁使用的。
　　第五步是整理相关文件资料，药品处方资料，各种检验报告，包括生产记录都要重新按要求抄写，这些繁琐的文件一般哪个企业都可以堆半屋子，看和不看是人家的权利，不准备则只有等死的份。
　　然后就可以报省局初检了，这步简单，因为平时省局都是医药企业已经养熟的，只在哪天象征性的来两个人，吃顿饭收个红包就可以过关，偶尔也会有人发表点：“你们建设速度真快，标准很高”类的马屁惊叹。
　　国检这关是大戏，没有哪个企业敢应付，几乎每个企业在这关头都要求地方政府配合，最少来个副书记副市长级别的做接待，地方政府官员也都热于掺乎这缆子事，一来医药企业是肥羊，孝敬是不会少的，二来也好趁机认识几个京官。所以很多地方都是书记挂帅亲自做接待。
　　附录《郑筱萸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郑筱萸，1944年12月生，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在浙江杭州有着23年的制药业从业经历。1994年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出任国家药监局第一任局长。2005年6月22日，被免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
　　2005年7月8日，国家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刑拘；2006年1月12日，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被立案调查，一同落马的还有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6月9日上午对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判决，郑筱萸依法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郑筱萸受贿案5月16日开庭审理。郑筱萸涉嫌8项受贿起诉和3项玩忽职守的起诉。其涉嫌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约645万元，其中人民币近500万元、港币100万元及美元3万元。法庭上，郑筱萸承认了绝大部分指控。
　　郑氏窝案，举国共愤，乃至其终获极刑。在此本人无意为其开脱罪责，但本人从事医药行业十余年，恰是其在位时间，其间目睹医药行业发展中种种黑幕，乃要告知所有朋友：医药黑幕，非郑氏一人之过，亦非药监局一机构之责。
　　1。药品价位居高不下 该问题从根源上本不该责打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放松仿制药品的门槛问题上相反其有功无过，因为一个新药的研制在国外也是要投入比较高的资金，国际医药企业惯例最少要拿出利润的30%来开发新药，通常一个国外新药的开发费用高达数千万美元甚至过亿，这在国内医药生产企业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自主研法发能力的国内医药生产企业，只能放眼于国外已过保护期的新药在国内仿制，而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能迅速放行国外已经相对稳定，成功上市多年的药品批文，对于每一个老百姓来说都能得到实惠：不再使用昂贵的进口药品。 真正该责打的是各地物价部门，一个药品的原料，辅料，耗材，各种包装，标签，说明书，生产工艺，再加上销售利润附加，坏帐准备金等，应该是一个不太复杂的数字，甚至我们能用最简单的计算器在三分钟内就可以计算出来，遗憾的是我们的物价部门在被公关以后，根本不会对医药企业申报的价格做任何改动。这就在源头上导致了高价药品的合法性。

　　其次是卫生监督部门，医药招标在我国已经搞了十年，一般都是由当地卫生局牵头组织招标工作。招标的结局不外乎以下几种：1，皆大欢喜型，大家都交钱协商一个满意的价格后全部中标；2，内部暗室操作型，这种操作最省心，一个品种你交给关键人员多少钱，自有人负责帮你全部中标。3，干打雷不下雨型，事前棺材拍的震天响，到头来里面还是没有装上死人，纪委，纠风办参与的投标照样走过场。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2006年准备在全国推广的安阳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底价招标。该模式将部分抗生素价格能直接砍下来60%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