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月和听琴对望了一眼，还是由赏月开口：“大少爷虽有恩典，但奴婢们可不敢恃宠而骄，况且要是平时说顺了口，异日当着外人也如此这般称呼，旁人怕不是要腹诽大少爷管教不严……失了主家颜面，奴婢们的罪过可就大了。”
　　高务实叹了口气，知道二姝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这个时代毕竟不是“人人平等”宣传了若干代人的时代，要让她们觉得大少爷和自己是“平等”关系，怕是基本等于白扯。没法子，以后再慢慢给她们灌输人格平等这个思维吧。
　　各种大小工具用品检查完毕，高小壮又还没回，高务实就闲着没事好干了，想了想，吩咐赏月听琴研墨，他打算练练字。

　　其实按理说他跟高拱一同来京，原本是由于高拱想亲自督导他学习，但高拱对他虽然关心，可一则来京的时间恰好赶在年关，按照中国的千年习俗，过新年才是大事；二则高拱重新当政，一时也实在是事务繁忙抽不开身。两个原因加在一块，就导致直到现在还没决定好由谁来给高务实做这个西席先生。
　　其实高务实穿越之后，自己觉得读书的能力仿佛很不错，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当年做秘书的时候写惯了各种“党八股”的缘故，总之他就是觉得自己对于“套路作文”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适应性，基本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虽然说要把现代文换成文言文，把党八股换成真八股，但他感觉其实差别并不是很大——至少，在有一点上非常类似：大明的八股文，圣人之言高于一切自己的思想；前世的八股文，中央决议高于一切自己的思想。

　　所以，从这个根本上来说，两者其实是一个调调。
　　当然，差别肯定还是有的。前世中央的决议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多方调研、讨论乃至公议之后做出的决断，基本上都当得起“与时俱进、踏实务实”之类的评价。就算偶有某些基层感觉中央调子太高，其实多半也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央只能按照最广泛的情况来做出决断，个别地区有时候感觉本地的实际条件与中央要求有所偏差那也不足为奇；而至于大明的圣人之言嘛，那就真是一言难尽了……

　　不过，如果依高务实的看法，对于绝大多数圣人之言，可以这样简而言之：用于修身治学，极佳；用于治国理政，扯淡。
　　他自己当年也经历了十几年应试教育强行灌注，甚至工作后也时不时会有些包括党校学习之类各种各样的培训、进修，所以对于考试这种事，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哪怕大明时代科举考试的录取率远低于前世，也不至于让他视为畏途。
　　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这些大明考生读死书的多，而他除了读书，可是专门学习过应试方法的。如果把科举考试当成前世的审题作文，那么高务实很显然知道该从什么方向切入主题——这在八股文里就是最关键的“破题”，也知道必须在文章中带上一些什么干货，最终才最容易拿到“高分”。
　　因为这个优势的存在，高务实虽然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扶危救难大计想要成功，首先就必须先高中进士，但此时却也毫不着急，他自信自己应付考试比起其他考生来说要简单得多，至于精学儒术……嗯，这事不着急，至少在这个时代来说，儒学精绝的人大把的有，可是能扶危救难的人却被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没能出现——也许有一些在能力上足以扶危救难但实际上败于政治斗争或因其他原因而下台的人，但既然最终没有成功，其实也等于没有。

　　八股文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文章体裁，属于命题作文，题目都出自《四书》，但格式要求严格，很难写，如同“戴着镣铐跳舞”，要写得好很不容易，需经长期的训练。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根据一定的标准来区别高下，确保公平，所以尤其适合考试。
　　说八股文太重形式，是“束缚思想”，难道古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明明知道如此，还是不改，那就一定有不改它的理由，肯定仔细权衡过利弊。像高务实前世的公务员考试也考申论，考过公务员的人应该知道，申论作文要写好不容易，往往是拉分的关键，内容主要是当今的热点难点，也有固定的格式可套，什么“三段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等。其实这难道就不是现代版的八股文么？当然，比较起来，其自由发挥度要稍高一些，但是弊端是高下不好评判。也许从形式上来看，似乎要比八股文自由多了，但有时明明觉得写得很好，论述很精彩，却和“标准答案”不符，分数很低。或者同一篇文章，这个人看了说好，换了个人批卷子就觉得是一派胡言，分数很低。

　　事实上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才有八股文这样的严格要求，首先形式上统一标准，制定游戏规则，确保公平的取舍，以免惹人非议。八股文有格式上的要求，却没有所谓“标准答案”，而且那时候考完的试卷都会发还本人，上面都有批改痕迹，这可是对批卷者的巨大压力，不能不认真谨慎。比起前世的只知道分数，不能查看卷中是改得对还是不对，反倒是公开民主多了。

　　八股文有利有弊，总体上看，近代以来对其弊端有过分夸大的嫌疑，而忽视了它在选拔人才、确保公正公平、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其实，八股文真正最大的弊端，以高务实来看，并不在于文体，而在于出题的范围。明清之八股文，考题范围基本局限于《四书》[注：理论上《五经》也算，但实际上考得非常少]，写文章的时候，还几乎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只能“代圣人立言”，那就无怪乎“禁锢思想”了。而且考题不外《四书》也导致后期出题上的麻烦——《四书》翻来覆去每句话都考过了，每句话出题都有不知多少“范文”。结果只好“别出心裁”，搞出各种截搭题，虽然这些截搭题中也有不少奇思妙想、独辟蹊径之题，却也少不得闹出一些奇葩无语的笑话。

　　其实这几年闲来无事的时候，高务实所做出的大明改革规划里头就有关于科举改革的很多内容，不过那都是在将来掌握大权之后的事，甚至不光是掌握大权——还要有巨大的声望以及前期做出的许多铺垫作为支撑，然后才能分步骤、一点一点来改革。
　　至于说跟前世那些要搞“****”的人所想的废除科举，高务实倒是完全没有想过——君不见那么多法国启蒙思想家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制？法国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甚至在《论孔子》中写道：“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而法国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把外国先哲的格言写入宪法，这可算是第一例！中国文明当时在法国受到推崇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论语》中的经典，如今十分醒目地镌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厅里，被誉为处理国家关系的“黄金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