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几天，我每天都认真的按照卫总交代做着这些事，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怪的声响，也没有再做怪的梦了。不过杜飞后来告诉我，当时我听到的、看到的这些东西在他们老家叫“鬼压身”，一般劳累过度容易引起，让我也不要太去在意，休息好没事了。
　　卫总事后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顿，但我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业务着想，所以也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处罚，仅仅是扣了我这段时间一半的提成，请所有同事去火锅店胡吃海喝了一顿。
　　但许宜娜却气得三天没有理我，因为我存放骨灰盒的经理室与她的办公室仅仅一墙之隔，而许宜娜的座椅靠着墙边，与那几百个骨灰盒直径不到半米，她却一直蒙在鼓里…
　　我在许宜娜的心里也被扣了一个做事“没下限”的帽子。
　　后来卫总专门在公司的园区旁边盖了一座琉璃瓦的老式建筑，古香古色的感觉，起名“暂厝堂”，卫总教我真正的供养并不是我那样的，我们要对故人经常念佛、诵经，Balabalabala，他说了很多条条框框，反正我硬是一句都没听懂，只知道以后可以正大光明的把客户骨灰盒存来了，这是好事，对业务开展方便了许多。
　　这件事情也这样过去了，至于我到底是真的看见不该见的东西了，还是因为我当时像杜飞说的那样“鬼压身”，对我来说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而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当时身清清楚楚的触感，只有这份触感，才是我唯一清醒的记忆。
　　按照卫总的要求，我每日都有在念佛、诵经，心情也逐渐变得平稳，我再也没有住在公司，从而恢复了正常下班的时间作息。
　　几日后的经理晋升考核非常顺利，我也张爱玲的表现各有千秋，在专业知识与讲解水平的考核我以近乎满分的成绩远远胜出张爱玲，这都要归功于那段时间我给自己定的“讲解100遍”的小目标，在养成导览词肌肉记忆的前提下我更加注重了讲解时的情感表达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在这一点令卫总很满意，这也是他常说的一句“只有专家才会是赢家。”
　　张爱玲虽然是个伶牙俐齿风风火火的女人，但毕竟年龄在那里摆着，四十来岁女人的学习能力与记忆能力必然不我这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但在我闷头苦练专业知识的这段时间，她也并没有闲着，她的人脉圈子与人际交往能力远胜于我，她充分发挥了这个优势，从而发展了许多的下线人员，每一个下线人员不仅是她的准客户，同时更是她的朋友，她以一手“情感牌”牢牢地把住了每一个人的人心，后来得知张爱玲的部门甚至每一个人都为自己买了一套墓地，看样子他们都做好了终生奉献在此的准备。

　　所以从那时起，张爱玲成为营销一部经理，我成为营销二部经理，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营销一部以张爱玲为首的人员年龄普遍偏大，都在四十岁以，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主攻活人市场，简单来说是不停的结交朋友，在人活着的时候为父母、为自己准备好将来的“住所”（墓地）。
　　营销二部的人员里年龄普遍偏小，最大的我也才25岁不到，所以我们的主攻目标是死人市场，紧盯着殡仪馆每一位故人的家属与在这么多年积压下来的数以千计的骨灰盒，把每一个盒子都变成墓地。
　　受到我与张爱玲的影响，销售人员都练成了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说好听点叫“敢于主动出击”，说难听点叫“脸皮是什么没有听说过。”
　　在大家主动出击时都经历过遭人拒绝，被人唾骂，甚至张爱玲还曾被一个老大爷一巴掌扇红了脸，而我曾被一个老人的儿子一把推得在地滚了三滚。这种事情对新员工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但在我与张爱玲身体力行没脸没皮的表率之下，大家逐渐对遭拒这个词已有了抵抗能力，我们在每天晨会鼓舞士气时全体销售人员都要大喊：“我们不怕被拒绝！因为早晚我会等到你！”
　　临近年关，公司在我与张爱玲这种“双贱合壁”的业务模式下各尽其责，总业绩蒸蒸日，同时也到了每年卫总受邀参加“台湾殡葬协会”年度总结大会的时间，他把公司的日常事务安排给了许宜娜后安心地飞往台湾。
　　但是往往天意不尽人意，在卫总走后的没几天，公司里却出了事。
　　那一年是公司创建的第一年，各方面设施都处于建设初期，因此公司把大量的工程项目分包给了不同的工程老板，每人负责一项，由许宜娜统一负责。
　　负责瓦工项目的老板姓罗，全名罗发达，我经常在工地里见到他，他是个对工人特别好的老板，看起来很年轻，黝黑黝黑的样子一看是从小工做起慢慢自己成为了老板的那种人人，这种人一般也都能体会到出门在外打工的不容易。
　　但往往人不可貌相，问题出在了罗发达承包的这个项目。
　　入冬后进入了工程的冬休期，许宜娜根据当初制定的合同，给每个老板都结算了今年入冬前的最后一笔尾款，罗发达领了近50万元的工人工资以后却没有发给他手下的工人，自己一个人偷偷跑路了，留下几十号没有领到工钱的民工在宿舍傻等着，直到还有半个月临近过年，工人们才发现他们被姓罗的这个老板放了鸽子，于是一股脑的全部冲进了公司。
　　罗发达这个老板的跑路造成了工人们对公司的极度不信任，他们把公司围的水泄不通，非要让负责人给一个说法，但许宜娜作为公司的甲方代表始终坚持我们是依照合同履约，没有少付给任何人一分钱，证据是罗发达当初签定的合同与领取50万元的签字收条。

　　但工人们却不听信这一套，他们在吵闹把罗发达收条的复印件撕得粉碎，除了谎称自己不识字以外他们还始终坚持活是给公司干的，现在没有拿到钱问公司要，至于姓罗的跑不跑或者姓罗的是否与公司什么关系他们一概不管。
　　第一天双方算是以谈崩告终，于是从第二天起几十号工人们开始往公司例行“报道”，那几天公司简直像金融危机时的证券交易所，椅子坐的，楼道里站的再加地躺的，无一不是吊着个脸一副“这辈子算是完了”的表情。
　　除非公司再拿出50万遣散费给他们，不然谁都别想过好日子。
　　许宜娜对大家要求一律采取“冷处理”手段，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一概视而不见，爱躺哪躺哪去。
　　虽然许宜娜嘴这样说，但她还是每天打好几个小时的电话不停的在找这个叫罗发达的老板，但一个人有意躲起来时是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找到的。
　　卫总当天知道了这件事，他与董事长应邀参加了这次的台湾殡葬协会，即将飞机出国考察半个月，卫总在飞机前传来了所有股东们的处理意见，哪个部门出的差错自己负责，公司不为这件事情买单。
　　也是说，我们有半个月的时间找到罗发达把钱要回来，但这种迫在眉睫的时间不等人，工人们闹事的事态很快进行了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