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中不少人反倒希望美国对中国保持持续的压力。他们认为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已经枯竭，因此希望来自美国的压力能推动中国进一步变革。他们这样的期待现实吗？
　　沃尔夫：我最近在中国，听到不少人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但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兴趣，他不关心人权，不关心民主制度，所以在政治层面，推动中国进一步变革的压力不会来自这届美国政府。
　　经济体制层面，美国人提出的一些改革要求，我认为中国政府本来就该尽力推动，因为它们对中国有好处。比如关税自由化，这能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比如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不仅会改善外资企业，也会改善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待遇；再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显然也会保护到中国本地企业。当然美国人还有一些要求，比如中国不搞网络间谍，减少***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在这些难度更高的要求上，我不知道最终中国是否会让步。

　　至于这些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是否会最终导向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西方多年来非常感兴趣，而近年来日益感到悲观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抱不可知的态度。一方面，中国是个非常独特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强调大一统，没有民主自由的传统，这一点让很多人怀疑它是否真的能转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另一方面，看看中国的周边，的确有很多同样奉行儒家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实现了民主化转型。我觉得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的转型过程不会是一条直线，甚至可以说，此刻中国就在有意识地偏离这条路径。但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那么几十年之后，比如到2060年代，中国政府还能继续像今天这样治国吗？如果真的可以，我会非常惊讶。我认为，中国最终大概率会向西方自由民主阵营靠拢，只是不像西方曾经设想的那么快。但也有可能，中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特例”。甚至有可能，西方反过来向中国靠拢，而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

　　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贸易上的非凡能力，都并非新鲜事。但最近一两年间，西方世界似乎猛然警醒，对中国不那么友好起来。西方对中国的观感为何突然变化？
　　沃尔夫：首先是因为，西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回到世纪之交，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还沉浸于所谓的“单极时刻”中。我们赢得了冷战，民主模式似乎已不可战胜。那时中国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可以说在美国的政策日程上还很靠后。然后，西方开始忙于反恐以及其它一些内部问题，再然后，就发生了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真实收入停滞不前，西方对自身制度和技术优势的自信遭受了很大打击。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政治开始出现民粹倾向，出现了越来越多高举民族主义的领袖人物，他们环顾世界，说，中国在变强，而它把我们变弱了。

　　中国的崛起的确不是个新鲜事，它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事实上这五六年中国经济已经在放缓。但人们的观感总是滞后于现实的，因为普通人并不是每天都关注经济新闻。但日积月累，“中国已经很强大了”这一点，终于进入了足够多的人的意识，人们互相影响，彼此加深这种印象和它带来的忧惧。
　　我认为，西方有四种人群对中国的崛起尤其担忧。首先是工人，他们认为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第二个是企业界人士，他们认为中国对他们的投资越来越不友好，他们要面对网络间谍，被强迫转移技术，在中国挣钱越来越难；第三个是国家安全部门，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国，还有强大的海上野心；最后一个人群，可以宽泛地称他们为“民主阵营“，他们关心人权，关心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担心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停滞。这四股人群最近走到了一起。人们意识到，中国这个秉持完全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度，500年来第一次对世界格局形成了真正的全方位挑战，挑战的严峻程度远超当年的苏联，因为苏联在经济实力上远逊于今天的中国。也许还要加上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日益增强的紧迫感。西方普遍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再对付中国，那么20年后就不可能了，因为那时中国将过于强大。上述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西方对中国态度的急剧变化。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宣称，他们提出的很多要求，是要纠正中国在贸易和投资上的不公平做法。但这些要求被很多中国人解读为“西方不想让我们强大起来”，甚至“他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在合理诉求与不合理地抑制他国发展之间，界限在哪里？
　　沃尔夫：我认为西方的确希望中国的发展步伐能慢下来，尤其是不希望中国企业在一些重要领域中成为主导全球的力量。这在华为案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明显了。这些不是西方与中国打贸易战时摆在明面上的诉求，但却是暗地里的诉求。
　　历史上有很多领先国家试图阻止后来者超越的先例。一个不那么被人知晓的例子是，英国在19世纪就曾非常努力地阻止技术向美国转移，但美国人还是得到了英国技术。同样，这次面对中国，西方也不会成功。中国人可以研发自己的技术，中国不仅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还能进入许多巨大且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西方能成功遏制中国的崛起吗？不能。但西方可以给中国的崛起增加难度，拖缓这个进程。

　　西方对中国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假设，就是中国会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快速增长二三十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您似乎对中国经济前景不那么乐观？
　　沃尔夫：任何时候预测中国经济都是危险的，因为变量实在太多。我认为中国经济前景存在两种极端的可能性，而现在看来，它们都有发生的可能。
　　先看好的极端。中国仍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人的30%。要知道，当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入停滞时，日本人均GDP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当时的日本要比今天的中国富裕很多。在现在的低水平基础上，中国应当还有潜力将相对于美国的人均财富水平增长两到三倍。假设中国在未来30年完成这个过程，那么每年所需的经济增幅已经比过去低很多——要知道，1989年至今的30年，中国人均财富相对于美国增长了七八倍，所以未来30年只增长两三倍，应当是个简单得多的任务，每年只要约4%到5%的GDP增长。再加上中国的人口增长已经基本停滞，这意味着人均GDP会增长得更快。当然，这一路上会出现不少障碍，包括世界市场是否仍然对中国开放、中国对外出口是否仍然能快速增长、政局是否稳定、能否有效地利用资源、能否处理好国企和债务问题等。但中国过去在管理这类问题上表现都不错，如果能克服这些障碍，就是好的一种极端，也就是经济继续增长相当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