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
　　江苏某综合性大学一位硕、博士研究生导师，他的子女也在美国留学并就业，去年同样遭遇项目裁员后再找工作。他认为：“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他对在美国遭遇坎坷的中国优秀留学生现状，心痛地叹道：“太遭罪了。在国内像他们这样的优秀青年一旦有了工作至少不会失业。”
　　Tu爸第三次工卡续签申请材料整整忙了十多天，与新找的律师反复斟酌材料怎么写。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假如这次被拒，就要立马收拾行李走人。
　　按照目前的进度，预计到8月中下旬才能知道最后结果。现在移民政策越来越严格，假如被拒很有可能同时收到非法居留的上庭通知。
　　想到这，TU爸TU妈头皮就发麻，紧张透顶。
　　有人劝TU妈道：“你娘家这么有钱，回国也挺好的呀。现在这样多么难受，远远不如在国内生活的滋润。”
　　但也有朋友说：“足够努力了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是多么不甘心，我很理解。”

　　H1-B配额用尽，对正在美国挣扎的海外留学生无疑是沉重一击，但是尚有身份和工作的人心情也不见得轻松。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孙女士来美七年了，绿卡仍在天上飞，她的茫然不是没有理由。
　　何时可以Settle Down（扎根）？
　　漂泊无依的日子让人心神不定。

　　工卡申请被拒或者不批，公司停办绿卡，不是让留学生中这些高科技人才感到前途茫然的唯一原因。
　　林先生夫妇在国内国外就读的学校都不下前五名，性情特别自信乐观。几年前在加州湾区找到工作后不久，夫妻俩立刻在高价位买进好车好房。直到去年妻子公司因所有工卡申请被拒暂停为员工申办绿卡，当年因图省事就没有在自己公司交绿卡申请的林先生终于慌了神：“如果早知道可能要回国，也许就做别的投资了。”
　　琳达在一家网路公司做网页设计，工卡申请被拒，丈夫还在学校念书，这个时候她却怀孕了，让人很是奇怪，但她表示：“有了孩子，可以让我们有个坚持下去的目标。”
　　二十八岁的方先生来美工作四年期间主动换了两份工作，办不办绿卡完全不是他考虑的事情：“我就在乎在哪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表示，他做的半导体积体电路高端设计，未来在中国的人才需求量很大。他的想法是，迟早要回去，有本事比有绿卡重要。

　　失业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何时落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哪怕隔壁的同胞卷铺盖走人，也无暇他顾。
　　去还是留？被动透顶，所以无可奈何。
　　两年前，中国作家郝景芳用了三天时间写出了获得雨果奖的作品《北京折叠》。这篇三万字中短篇科幻小说，并没有得到许多中国读者的首肯。但它的真材实料击中了西方民众的两个痛点：社会的分层固化和对未来就业的深切担忧。这两个痛点在《北京折叠》中是直接而又残酷地给出答案：三个阶层的分化已到了难以逾越的地步，通货膨胀甚至都波及不到下层社会，下层社会一个月的工资不过是别人的一顿饭钱。而最为惨烈的是这一句：“穷人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两个问题的暴露，所以中国读者的神经还没来得及脆弱，富足的物质生活和相对稳定的工作及家庭收入让许多沉醉其间的人无法感同身受。

　　但是相对更为成熟的西方社会就不一样，工业自动化已搞了几十年，无人工厂比比皆是。
　　底特律只是传统工业凋蔽的一个缩影，现在连之前认为难以被机器取代的脑力劳动从业者，也面临危机。比如美国70%的股票交易已经是由计算机控制的高频交易系统完成，这些系统处理影响股价信息的响应时间达到毫秒级别；美联社用机器人写财经报道已经多年，其出错率早已低于人类……
　　近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卷积神经网络算法的突破，将使得更多行业面临人被机器取代。那么这些被取代的人又能去哪里呢？
　　如今，失业潮又开始显现，信息技术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却进一步加快了机器取代人的进程，毕竟人的成本在逐年升高，但机器却越来越便宜。因为整体产能的过剩，那些淘汰下来的人，最后的地位很可能和《北京折叠》中预言的一样，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如此残酷的现实，美一系列保护本土人就业，保障本土人生存空间，缩小外籍人就业领域的做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日期：2018-07-29 18:41:17

　　九
　　Eaves apartment有两幢楼，一幢灰色的，一幢红色的，这两幢建筑是纳福区地标所在。无论从层高还是体量来说它们都是NO.1。
　　红色的楼出租，灰色的楼陆陆续续卖给了业主。
　　自从灰色的楼变为私产后，物业明显的不如红色的楼，至少一楼没有红色的楼那样有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免费的网吧、健身房、热腾腾的免费咖啡以及每天播放的音乐。物业的管理人员都是地道的美国帅哥美女，只有一个老年的墨西哥男人打杂，从冬天到夏天，他似乎一直穿着同一条牛仔裤，一顶米色的毛线帽子从来没有脱掉过，是一个有点怪的叔叔。当小蕾拉跟着奶奶在咖啡室玩时，墨西哥爷爷会对着小蕾拉说一大串墨西哥语，那情形很好玩，小蕾拉居然喜欢爷爷说的墨西哥语。

　　有一天，灰楼里一个六十多岁的婆婆坐在红色楼花圃的凳子上。小蕾拉的奶奶很热心，推开咖啡室的门邀请她进来。
　　这个进来的人就是婉瑜。她坐到这个楼前目的是蹭WIFI。

　　在纳福区的每一处都有华人大妈的影子，她们几乎全是说潮汕语，实在是比听英语还难懂。但这个婉瑜却是一口普通语，与咖啡室的业主还能用英语聊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婉瑜从中国来到美国，几年后她又重新得到了医生这个职位。这中间的千辛万苦她一概省略了。婉瑜的女儿，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毕业后在哈佛医院工作，因为工作压力巨大，她一直都没敢要孩子。后来，分配到ICU病房值班，一工作就是5年。婉瑜说：那一段女儿快疯了，天天与死亡魔鬼打交道，回到家就歇斯底里，不许任何人走动，不许有人说话，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度想放弃工作。可是到了2017年，婉瑜的女儿功成名就，进入全球100名最顶尖儿科医学专家名录，有了自己名字命名的私人医院。一名医生，在44岁的年纪，非常非常想要生一个孩子，但终生无法实现这个愿意。

　　婉瑜说，女儿从小就要强，她经过了十四年的职场拼搏才有了现在优渥的物质条件与的成功的人生。“人啊，在哪里都需要奋斗，在哪里都不容易。”婉瑜总结说。
　　7月7日，婉瑜跟一个金发高鼻子的老太坐在红色楼的花圃长凳上，骆女士推开咖啡室的门邀请她们进来坐坐。
　　原来那个高鼻子的老太是伊朗人，从精神状态看身体不太好。婉瑜说，她们是邻居，也都是孤单老太。伊朗老太曾在红楼住了20年，后来买了灰楼的一个小套间，一转眼又是5年了。婉瑜介绍说：在美国，年轻人住大别墅，一心想远离人群。到了七十岁左右会卖掉大房子住到公寓房里，再老一点，公寓房是不能住了，就住到政府统一安排的公寓里，自生自灭。老年群体里一些人一旦有病痛，直接选择吃止痛药。其结果只可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