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看出，Eddie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带着悠久传统的华尔街投行的分支，而是一个灵活的支点，撬动一些非常规的业务。
　　Eddie的想法很现实，大而肥的国企上市业务基本被一流投行做完了，大而肥的民企，如万X、复X根本舍不得大笔的顾问费用让外人赚走，有业务都内部消化了。但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中国一定有一大堆二流民企有海外融资或者收购海外资产的雄心，他们一没有自己的投行部门，二没有海外人脉和经验，正是我们的目标客户。这些民企的特点是：因为在中国国内钻规则空子钻惯了，总想靠玩猫腻省费用，但越是有侥幸的想法，越容易被人骗。玩猫腻，一向是华尔街最爱的把戏——这里的人能凭借对规则的熟悉游走在规则的边缘，玩很多刀锋上的猫腻，但Eddie并不想干那种“捞一把就走”的把戏，作为一个老牌共和党徒，他的信条是“对朋友忠实，对客户忠实，对上帝忠实，对金钱忠实，但对市场不必忠实”。

　　Eddie说，他想切实地帮帮这些新兴国家的土老帽，让他们达成心愿，又不用瞎花钱。至于我们，那话怎么说来着？手上过块肉，还能不沾油吗？
　　几次头脑风暴下来，我提出了一个想法：不用东家的投行招牌，Eddie自己不是也拥有一家咨询公司吗？就用这个咨询公司的壳，在北京建立一个该咨询公司的分公司，这样业务最灵活，一点规则包袱都没有。

　　Eddie说他也考虑过这个路径，但是不用投行的招牌不响亮，怕业务做不起来。还有一点，开办公司需要大笔的费用，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投入这么多有点划不来。
　　Eddie半开玩笑地问我：要不你出一半资怎么样？你的收入也不错。
　　我说都交给国税局了，但又觉得这么搪塞不合适，就补了一句：假如你决定这么做，我就跟进。
　　Eddie认真地说：我们合伙成立一个新公司，你的收入也会高。
　　我听了又喜又慌，喜的机遇惊人，竟然直接到了BOSS级别，慌的是挑战太大，自己还没做好准备当老板。
　　看我没应声，Eddie笑我太中国了，如果换成美国男孩，一定会跪下吻他脚下的地板。

　　说的我很不好意思，我连忙说，我绝不是对大佬不敬，像他这样的大佬，我能认识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只是我们中国人考虑问题都很全面，我顾虑的是自己能力不够，不配跟他当partner，更怕拖了公司的后腿，让他挣不到钱。
　　我说的是实话，自从经常跟Eddie这样的大佬交流，我的境界提高了不是一点半点儿，除了战略眼光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摆脱少数族裔的思维定势，把自己摆在白人投行家的位置，正面地理解华尔街的冷酷规则，那些说起来十分无耻但又超级现实的规则，理解这一诞生于梧桐树下（一群证券交易者在华尔街一棵梧桐树下定了Buttonwood Agreement，这是纽交所的开端）的金融世界是如何从一个衍生的经济产品变成影响经济走势的规则制定者。

　　我越跟他交流，就越谦卑，觉得自己的见识还不够。
　　Eddie转而说，公司其实需要在北京有一个办事处，中国内地客户的海外并购业务离不开证监会、发改委、国务院以及外汇管理局，香港分公司早就想在北京设立一个分支，现在有大把二代出身的专门人才协调这种关系，我们公司也有这个打算。

　　我笑说：这样其实是最稳妥的。我可以潜伏进去。
　　Eddie又笑着摇头说，欺骗自己的公司是不诚实的。
　　总之，经历一番设计，我回来了，带着三年四亿的业务指标，和一襟豪情。
　　【07】别人的十年
　　我回国本来不想惊动任何人，没想到安装了一个微信，自动把我旧日通讯录上的人都加上了，通过一个又一个同学群，我回国成了尽人皆知的事，昔日同窗纷纷招呼我吃饭，我硬着头皮去了一两个，很快就能腆着脸从容应对了。
　　还别说，饭局果然是深入群众的快捷方式。通过这一个个饭局，我迅速掌握了国内、自贸区、学区房、双十一等诸多动态。

　　没有同学问我的私人情况，其实他们中有些人跟常圆非常熟。
　　终于还是我按捺不住，问了常圆的近况。人家很nice地告诉我，常圆博士亦定居纽约，在一家国际化妆品公司工作，已经再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
　　我听了无话可说。半天看了人家一眼，发现人家正饶有兴致地审视我，我落荒而逃。
　　不知道常圆是怎么说的，大概所有人都盖章我是渣男了吧。

　　当然我就是渣男，认。
　　不说这个了说别的吧。
　　我发现男生们一半都开公司当老板了，各种小企业，比首辅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候可早多了。转念一想也是，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国经济处于爆发前夜，出路真的非常少，与其跟一帮傻逼瞎逼逼，不如自己干落个清静。
　　说起来，我们那时代，远没有现在景气——大部分国企都垮了，金融业刚刚从坏账的泥潭中挣扎出来，能源业还未受益于石油价格飙涨，房地产业小荷才露尖尖角，轻工业全面转向乡镇，重工业大批职工下岗，Wintel还是霸主所以就别提电子业了……

　　据说学弟学妹们现在很好找工作，那也都是我们这些学长给他们攒的人品。真事儿，那时我们有的是同学毕业屈尊于中关村一个小破公司，吃住还在校内或者学校附近租个平房蹭食堂澡堂子什么的。
　　我们班打工打到最高级别的同学，2014年时在某顶级互联网公司当副总裁，我们班举行欢迎我回国饭局，得等他来了大家才动筷子。但他的风光跟拼搏奋斗完全无关，他必须能当上副总裁，因为他是这个公司的1号员工。当时这个公司几个员工全是创始人，办公室就在我们学校大门边，租了校产的两间房。他是老板们聘用的第一个员工。
　　我们班最早一个实现财务自由的同学是靠卖化妆品（学物理的去卖化妆品，你就想想多惨吧）——据说是实在就业无门，就跟老婆一起在大学里直销化妆品，卖着卖着，他竟然独力写出一整个电子商务平台，真正实现企业、消费者、商品及物流的在线统一。他的平台有多牛逼？这么说吧，比当时的京东（前身）强。他是我们班最快实现财务自由的，也是最早离婚的（但并不是有钱就变坏）。

　　我中学同学也都开公司呢。据说网上骂北京人懒、不求上进，我不同意。更高更快更强实际上只存在在金字塔尖，大部分人只要过上满意的生活即可。我们班男生一半儿人都当老板呢，各种实业，不敢说财务自由，房子自由肯定是实现了。
　　不只我们班，我们那一届300多同学，全是北京土著，男生真的一半人都在开公司，而且实业为主。虽说没有独角兽，没有IPO，没有风口，但同学们光荣纳税，创造就业，为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做着企业家式的贡献。
　　我为他们自豪，也为自己慌张。必须孤注一掷地发财才算主流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