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情况进行总结，结论就呼之欲出了，也就是我前面所言：根本没有人从窗台或别的什么地方闯空门，只是有人伪造了现场而已。这个伪造现场的人，才是真正的案犯。

　　那么，什么人会这么做呢，换言之，案犯应该符合什么特征？
　　第一，这个人能通过正常途径进入死者家里，也就是死者认识的人。事实上，会特意擦去手提电脑上指纹的行为，也从侧面证明了案犯和死者是熟人。
　　第二，从房门上了锁这点看，案犯在离开现场的时候，必须持有死者家的钥匙。从死者丈夫口中证实，房门钥匙只有他、死者，以及他们的女儿三个人持有，而警方在死者手提包里发现了一条房门钥匙，住在寄宿学校的死者女儿事后也表示自己的钥匙没有遗失。当然，不排除案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复刻了钥匙，但是，我建议优先关注那些本身就持有钥匙的人，这个建议得到了专案组的认可。

　　显然，死者的丈夫陈锐是最符合上述特征的人。
　　问题在于，这个人具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据。
　　根据死者两个女性邻居的证词，她们在下午5点35分左右听到对门的呼叫声，随即给小区管理处打了电话。管理处证实，电话的来电时间为5点40分。几乎是同一时间，陈锐出现在小区的东门口，因为忘记带小区的门禁卡，所以他走到门卫的值班室请求开门。从死者家步行至那个门口要20分钟，使用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也至少需要6、7分钟。无论如何，人是没法瞬间移动的，也不可能一分为二。如果陈锐是凶手，他要怎么做到在家里行凶，又同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呢？

　　难道应该因此排除他的嫌疑吗？
　　我不这么认为，正相反，正是他在小区门口闪亮现身从而获得的不在场证据，加深了我对他的怀疑。
　　偏偏在那天忘记带门禁卡而向门卫搭话，搭话的时间又和邻居听到案犯行凶的时间几乎一致，不嫌过于巧合吗？要我说，更像是故意找时间证人的样子。
　　我随后从小区门卫口中得知，陈锐平时常走的门并非东门而是南门，因为南门无论是离他家还是地铁站都要近一些。
　　这个情报让我进一步确信自己的推理。

　　我认为，陈锐之所以选择一个平时不常走的门，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如果从常走的门进入小区，那里的门卫可能因为认得他而直接放行，这样一来，他就没有机会登记房号和出入时间了。第二，陈锐在6月14日下午更早一点的时间——譬如5点刚过——就已经从南门进入了小区一次，他担心两次从同一个门进入小区，会引起门卫的注意。
　　我在暗示陈锐其实早就回过家？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陈锐声称他当天下午4点半离开他和死者创办的文化公司回家，事实上，根据两个雇员的证词，他们老板离开的准确时间是4点20分。从办公室到家门对门，坐地铁的话半个小时足矣。陈锐说自己5点30分才回到小区门口，本身就经不起推敲。
　　我认为陈锐大概5点左右就回到了家，行凶之后，于5点30分再次跑到小区门口……是的，其实我真正要说的是：死者死于5点30分之前。
　　那么，那两位邻居听到的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考虑到是临时起意的案件，案犯能做的善后工作很有限，短时间里制造出来的不在场诡计肯定有诸多漏洞。

　　我已经有了一个大胆而合理的猜想，剩下只要从物证房里把那个东西调出来，加以确认即可。一旦确认，陈锐就罪责难逃了。
　　我相信我的猜想是正确的。根据陈锐的证词，他曾经给死者打过两次电话，这件事成为他最致命的失误。
　　也许，我们马上就需要关心另一个问题了：老公杀老婆的动机是什么？
　　日期：2018-01-04 18:09:47
　　解决之章

　　丈夫的陈述
　　是的，朱凤儿是我杀的，我杀了自己的老婆。
　　整个过程和杜警官的推理一模一样。一切有如他亲眼所见，实在让人敬佩。
　　事实上，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觉悟。他看我的眼睛像一把利剑，把我心里藏着的秘密刺出一个个洞。我明白那些从儿童侦探小说里学来的小把戏，迟早会被揭穿，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当杜警官再次登门造访时，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
　　我问他为什么会怀疑我，他回答说“外人入侵”的现场太粗糙了，一看就是伪造的，而且我向门卫搭话的行为也太刻意。我想了想，确实如此。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在慌乱中根本无暇细想，到底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才能称之为合理。出于脱罪的目的，我一心想把现场布置成入屋盗窃的样子，所以就地取材，将家里花盆的泥洒在窗台上。就像杜警官说的，这种程度的伪装只会不攻自破。只有泥污没有脚印是非常不自然的事，但是在这么紧迫的情况下，我到哪里找第三者的脚印呢?还有指纹什么的也一样。其实，当时我也考虑到了这个细节:作为凶器的手提电脑上只有我和我老婆的指纹，不是非常可疑吗？所以，我用抹布把电脑擦了一下，伪装成凶手已把指纹擦去的假象。

　　尽管如此，这些小伎俩到头来只是徒劳无功，我太小觑警方的侦查能力了。
　　我又问杜警官是如何看穿我的不在场证据的。他说了两个字:电话。看见我一脸疑惑，他又补充道：第二个电话。我立即恍然大悟了：果然是因为这件事。
　　我告诉警方，案发那天下午曾经给我老婆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5点30分左右，也就是我和小区的门卫搭话之前。第二次是在我们家楼下，准备上楼之前，时间大概是5点50分。但是，警方肯定已经核实了，第二个电话是子虚乌有的。无论是我老婆手机，还是电信公司的数据库里，都只有第一个电话，而没有第二个电话的来电记录。
　　我说的情况和事实不符，也就是说，我撒了谎。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坦率说，这真是无奈之举。好几件事情都出乎我意料之外。
　　为了和小区的门卫搭话，我谎称忘记带门禁卡，结果在平时并不常走的小区东门，还是碰到了一个认识的保安。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顺口说道家里钥匙和门禁卡都忘带了。这句话导致了后面事态的失控。到我家楼下后，那个保安提醒说没有钥匙就进不去门，那时候我还觉得问题不大，等丨警丨察来了以后再进入现场，效果说不定更好一些。没想到，他却忽然让我打电话给我老婆。在那个场合下，我无法拒绝他的建议，但也不能真的打电话，所以只能假装为之，并且在警方问话时提供假的证词。

　　无论如何，因为这件事，警方——尤其是杜警官，对“电话”这一事物留了心，会发现我的诡计也就顺理成章了。
　　还需要我复述作案经过吗？我已经说了，和杜警官的推理如出一辙。

　　好吧，我从头说一遍。
　　6月14日下午，我从小区的南门进入，大概5点钟回到家。到家不久，我和朱凤儿发生了争执。因为一时冲动，我拎起书桌上的手提电脑拍向她。我老婆应声倒地，我看到她头上流出很多血，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就用连着手提电脑的电源线勒住她的脖子，等我回过神来，发现她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