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在发生这种恐怖事件时如何应对？从《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的报道中，人们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而且从中受到一些启发。这份报道告诉人们，在别斯兰事件发生后，普京总统曾经委托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扎索霍夫与一直流亡在伦敦的马斯哈多夫的代表扎卡耶夫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在解救人质过程中发挥作用。尽管有消息证实扎索霍夫在9月2日晚和9月3日上午两次与扎卡耶夫通了电话，但从最后的结局看，这条途径肯定没有发挥作用。其实这种结果早在人们意料之中，这条消息真正的轰动效应在于如果情况属实，就说明在反恐问题上一向持强硬立场的普京，在上千名妇女、儿童生死攸关的时刻，也不得不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

　　关于普京发生的变化，从俄罗斯新闻网2004年9月17日发布的一条消息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这条消息称，在俄罗斯总统助理亚历山大·阿斯拉汉诺夫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曾经透露，为了使别斯兰第一中学的人质不受伤害，普京总统曾经准备向恐怖分子妥协，答应他们的一些条件。阿斯拉汉诺夫说，普京首先答应释放在6月份进攻印古什时被俘的非法武装分子。

　　随后，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儿童与青年反对恐怖及极端主义”慈善基金会主席尼古拉·莫辛采夫在9月8日曾经向媒体透露，普京总统在别斯兰事件最危机的时刻，甚至准备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求，把联邦军队撤出车臣。尼古拉·莫辛采夫说，在扎索霍夫与扎卡耶夫通电话时他也在场，而且他直接听到了普京在这个问题上肯定的答复。他说，普京当时的原话是，“只要能够把孩子们救出来，可以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

　　很难说如果真的通过这些途径使人质获救，普京的民众支持率将是一个什么结果，但来自各界的说法普遍认为不会比造成近千人伤亡后获得的支持率还低。问题是争取这样的结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是被敲诈、被勒索，而且要向恐怖分子低头，就像几年前在布琼诺夫斯克所发生的那样，甚至还不如当年。
　　很难说如果这些途径真的走通，在人质获得释放后，普京能否兑现自己的诺言。因为哪有一个民族的独立是把屠刀架在兄弟民族人民头上获得的？这就给政治家们提出了一个课题：对这些血腥的刽子手还有没有必要讲道德和信义。毫无疑问，至少对连马斯哈多夫都不得不谴责的恐怖分子大可不必。当然，恐怖分子也有越来越狡猾的对策与手段，保证得到他们通过绑架人质获取的“利益”。但是，只要人们一起“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恐怖主义就不会越来越得陇望蜀。

　　（3）恐怖分子为何如此猖獗？
　　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损失是惨重的，其程度在俄罗斯历史上绝无仅有。让人不解的是，它与两架民航飞机的空难、莫斯科地铁出口爆炸都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而当局此刻正在宣传在车臣清剿非法武装的战绩如何硕果累累。
　　与这种大气候一致的是，别斯兰事件从突发到结束的整个过程，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恐怖分子的计划越来越周密，行为越来越疯狂，与人质同归于尽的决心越来越坚定。而且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他们正在借鉴国内外恐怖事件的经验，借用“基地”或其他恐怖组织的力量。但联邦方面却总是色厉内荏，穷于应付。正是这种反差，使犯罪分子屡屡得手，杀伤力越来越大，使之掀起的恶浪一浪高过一浪。

　　必须承认，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肯定被“基地”当做头号敌人，当成朝思暮想的攻击目标。但是，自“9·11”以来，虽然美国几个主要城市也曾改变过代表恐怖级别的颜色，但基本上并没有发生令世人震惊的事件。究其原因，除了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外，加大反恐力度、完善反恐措施、增加反恐投入，也是美国人至今还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国度的重要原因。

　　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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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
　　自从杜达耶夫1990年在车臣扯旗造反，在炮火、恐怖和杀戮中，车臣人民已经度过了15个年头。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与一个人口不到其1%，面积仅为其1‰的自治小国竟然纠缠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俄罗斯两代领导人在决定通过武力解决车臣问题时肯定没有料到的。
　　必须承认，在这15年的时间里，车臣问题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损失，主要表现在：（1）两次战争中耗费的人、财、物力有目共睹；（2）通过武力解决民族危机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尚待商榷；（3）车臣战后重建要靠自己“埋单”；（4）为了求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外交方面受到牵制；（5）不得不把反恐长期纳入议事日程。

　　那么为什么一个弹丸之地就能让俄罗斯15年不得安宁？究其原因，这里既有对民族独立理论的不同见解，也有联邦政府在两次战争中战略和战术的失误。此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车臣问题的背后一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这种背景使不同角度、不同目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汇成一股从根本上反对俄罗斯车臣政策的力量。这股逆流给俄罗斯的车臣战争和后来的反恐行动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压力；给恐怖分子带来了对未来的畅想、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实实在在的物资援助。可以说，在近年世界上发生的民族矛盾和解决问题的争端中，车臣问题是背景最复杂的一个，它既受到冷战思维的困扰，又有与邻国的争端，还与民族和宗教问题纠缠到一起。实践证明，国际背景已经构成了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严重阻碍。这也是笔者把这个问题单独列成一个章节加以解读的原因。

　　车臣问题几乎是与前苏联解体同时暴露出来的，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即：默许第一次车臣战争；反对第二次车臣战争；在“9·11”事件发生后，有保留地支持俄罗斯反恐。其实自车臣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态度是一贯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同一个问题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反差？原来西方大国对待车臣问题态度的变化，根本不是源于车臣问题本身，而是一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冷热在变化，这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困扰最明显的例证。历史已经证明，被这种思维左右的政治家，往往用双重甚至是多重标准看待周围的一切，然后各取所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是这样处理车臣问题的。

　　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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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色厉内荏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前苏联的解体发生在1991年底。共产主义事业突然遭遇如此重大挫折，恐怕连西方政治家都始料不及。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世界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欢欣鼓舞，但在怎么接纳莫斯科的问题上却显得谨慎小心。因为毕竟来到他们面前的既不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也不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而是一个动辄就骂街的母夜叉。

　　不管怎么说，冷战毕竟随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对整个人类都具有支配能力。此刻的美、俄两国，一个陶醉于成为单极世界的主宰者，另一个沉湎于对西方的一往情深，于是，就创造了一个假惺惺的“蜜月”。仅在1992—1994年三年的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就进行了八次会晤。从表面看去，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

　　1992年2月1日，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两个月后访问美国，与老布什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俄美首脑第一次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的戴维营声明》，指出俄罗斯与美国为“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友谊和伙伴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把彼此视为潜在对手”。
　　同年6月16日至18日，叶利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间，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华盛顿宪章》等30多份文件，提出了“发展伙伴和友好关系”的构想；达成了核裁军谅解协议。
　　1993年1月2日至3日，老布什在莫斯科与叶利钦举行第三次会晤，双方在上年达成核裁军谅解协议的基础上，签署了俄美《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在此后10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减少2/3，并将削减下来的弹头（包括所有陆基多弹头弹道导弹）悉数销毁。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两国元首于1993年4月初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正式会晤并发表《温哥华宣言》。在这份文件中，两国宣布相互关系从冷战时期的对手变成了“战略伙伴”。在会晤过程中，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及美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等问题。
　　1993年7月10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期间，克林顿与叶利钦举行会谈，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计划。
　　1994年1月12日至15日，克林顿总统首次访问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莫斯科宣言》，称“俄美关系已经进入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在这次访问中，俄美之间还签署了11项有关双边合作的文件。

　　1994年7月10日，叶利钦与克林顿同时参加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双方讨论了波黑问题、朝鲜问题及俄罗斯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问题。
　　1994年9月26日至28日，叶利钦访问美国。会谈后，两国同意加快削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同时签署了关于建立“经济技术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