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武装冲突过程中被俘和被非法拘禁的人应予释放。
　　（4）民族和解问题应按高加索民族的习俗，在车臣的族长会议上解决。
　　（5）应在联邦级别上立即给予车臣共和国全面的经济援助。
　　（6）应在共和国举行民主选举。

　　（7）俄罗斯总统鲍·叶利钦应是车臣共和国和平、政治和经济稳定、法制以及选举有依据的保证人。
　　必须指出，叶利钦和国家杜马当时主张用非战争手段解决车臣问题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关于这一点，在第一次车臣战争进行当中的许多关键时刻都能得到证明。
　　既然双方都有这种愿望，看来“解决车臣共和国危机的政治手段就没有用尽”，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是俄车双方当事人，很多关心北高加索局势的政治家几乎都有这种见解。有人开始出来斡旋，其中曾经发挥过一些作用的是印古什总统P·奥舍夫等。
　　12月5日，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委托，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联邦反间谍局局长斯捷帕申和俄罗斯出版委员会主席兼临时新闻中心主任格雷祖诺夫到达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参加与杜达耶夫政权代表的谈判。
　　格拉乔夫在机场对记者介绍此行的任务时说，这次的目的主要是“评估形势，而非炫耀武力或以战争威胁。如果杜达耶夫和反对派同意与我见面，毫无疑问，这种选择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们的谈判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遵循俄罗斯联邦宪法，立即解除匪帮队伍的武装，在12月15日前交出武器。”虽然他从开始就声称不炫耀武力，但这位国防部长还是向媒体透露了俄罗斯军队的部署。他说，在靠近车臣的三个地区，已经部署了由武装力量分队、内务部队分队和“特种兵”分队组成的军人集团。联邦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在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车臣问题无望的情况下，立即采取“强力措施”。

　　格拉乔夫还对俄军近日的一些行动做了解释，他说，空军在格罗兹尼机场及机场附近炸毁了6架图—154飞机和10架Л—39型教练机。因为前者正在为杜达耶夫武装运送弹药，而后者已经装备了武器，准备用于作战。格拉乔夫最后告诫人们，“任何飞行器，未经允许想要进入格罗兹尼，都将被击毁。”
　　这位国防部长在这里没有告诉人们俄罗斯空军封锁车臣领空的真实目的。几年后，从几位当事人的谈话中得知，当时采取这样举措是防止杜达耶夫手下的亡命徒驾驶飞机袭击俄罗斯的核电站或者其他核设施。
　　对于格拉乔夫的武力威胁，格罗兹尼方面也采取了相应对策。所有年龄在17岁至60岁的男子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在总统府附近挖掘战壕，在主要交通线上埋设地雷、设置鹿砦，在高处修筑狙击点，准备与俄罗斯人赌个输赢。
　　直到现在，叶利钦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打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车臣问题时，偏偏派去一位国防部长。就是这位部长，在一个非官方场合，当有人问及如果俄罗斯对车臣采取“强力措施”，需要多少兵力和多长时间才能赢得胜利时，他面带微笑告诉大家，只需两个空降团，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仿佛整个车臣都掌握在他股掌之上。

　　身材矮小的格拉乔夫1948年1月1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州的一个工人家庭，1969年毕业于梁赞空降兵高等军事学校。经过10年努力，1979年，格拉乔夫担任母校的伞兵教导营营长，后来又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从1981年起，他分别以空降兵354团团长和103近卫空降师师长的身份，两度参加苏军在阿富汗的行动。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于1986年晋升为少将，并先后获得阿富汗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列宁勋章。1988年5月，格拉乔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1990年，年仅42岁的格拉乔夫从苏联最高军事学府——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同时被任命为苏军空降兵司令，授予中将军衔。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软禁并企图废黜总统戈尔巴乔夫的“8·19”事件。由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成了这次行动的最大障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决定调106空降师到莫斯科，保护重要部门，同时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攻打叶利钦等人占据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楼。格拉乔夫以空降兵司令的身份直接指挥了这次行动，但他不仅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没有对“白宫”发动攻击，还主动拜见了叶利钦，承诺决不向民主派使用武力。格拉乔夫的态度使“8·19”事件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从而改变了苏联历史。而这位空降兵司令在几天后就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92年5月7日，格拉乔夫被授予大将军衔，11天后成为俄罗斯国防部长。

　　格拉乔夫就是在这种春风得意之间插手车臣问题的。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但是，他的得意使他骄狂，而骄狂又使他流露出对车臣的轻蔑，这就是他后来把差事办到了反面的原因。
　　格拉乔夫等人到达莫兹多克的当天下午就与格罗兹尼代表进行了接触，但是能找到的共同语言实在太少，就连谈判地点都要争争讲讲。
　　第二天，人们意外的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了格拉乔夫与记者的一番谈话。他说：“我在这里讲的内容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不久前，我和杜达耶夫俩人在隔壁房间里进行了一对一单独谈判。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焦哈尔，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让我们彼此以军人相待。让我们这样解决，不要像阿富汗的经历那样，使车臣流血。焦哈尔，你莫非要对我们开战，如果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他问：‘莫非你们真的要动手？’
　　我说：‘是的，真的下了决心，你准备真正的战争吧，不过现在还不晚，必须承认所有的决定非法并放弃武力行动。’当时他对我说，他不能放弃。
　　我问：‘你为什么不能放弃？’这个人脱口而出：‘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会下台，不过，别人会站出来，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别人会站出来，他们仍然会执行我们已经批准的决定’。
　　于是我对他说：‘那样的话就是战争。’他说：‘是的，战争！’”
　　格拉乔夫把这样一番谈话公诸世人的目的，似乎是在证明，战争是杜达耶夫背后的人挑起和坚持要干的。但是，它在客观上却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就是杜达耶夫必须用实践证明，格拉乔夫的话都是谎言。怎么证明？答案是比所谓背后的人更主战。这就是说，自打格拉乔夫与记者的谈话发表，杜达耶夫本身就失去了回旋余地，车臣问题也就丧失了政治解决的希望。

　　恰在此时，几方面对和平解决车臣问题不利的因素几乎同时对格罗兹尼产生了影响。一是达吉斯坦、印古什、北奥塞梯、卡尔巴拉—巴尔卡尔、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阿迪格和阿布哈兹等高加索国家的一些民族极端分子，在纳尔奇克召开了高加索民族联合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这样一个决定：若俄罗斯军队进入车臣，并像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时那样行动，高加索民族将援助车臣人民。

　　第二个不利消息是联邦政府暗中支持的车臣反对派，表现出对俄罗斯军队迟迟不发动进攻的强烈不满。它的武装力量总司令Б·甘捷米罗夫对媒体说：“俄罗斯联邦会议就车臣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其用意是用承认杜达耶夫政权换取这些人签署联邦条约，这种做法证明这些议员们根本不明白车臣冲突的实质。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斗争只发生在车臣独立的拥护派和反对派之间，其实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这里发生的一切，是所有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式刑事制度作斗争，斗争将继续下去，直至完全消灭万恶的杜达耶夫集团。”至此，有关各方的态度都已经明朗：

　　俄罗斯总统及议会极力要避免战争，但军方却跃跃欲试，他们对车臣的军事力量不屑一顾，总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作为军人，杜达耶夫深知与俄军抗衡是螳臂当车，但同其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样，他渴望有奇迹发生，也决心在这条道路上孤注一掷，不惜身败名裂。
　　国外的民族极端势力推波助澜，虽然一旦战争爆发，他们所能给予的“援助”几乎是微乎其微，但这顿大喊大叫却叫车臣分裂分子觉得背后似乎涌动着千军万马。车臣反对派盼望俄军用武力把杜达耶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的奥妙是：如果采用其他方式解决了车臣问题，现在的格罗兹尼政权就必然要有一席之地。谁都知道战争是破坏，是流血，是骨肉离散并将结下世世代代的积怨，但为什么此刻大家都这么钟情于它？

　　第一次车臣战争
　　3
　　兵伐格罗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