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山村还是很欢迎郭校长这样的老师啊。”我说。
　　“是很欢迎，如果将来有可能，建议你好好用一下郭校长，郭凯歌同志。”首任县委书记说。
　　“我不打扰你，你继续说吧。”
　　“我问校长，你这么骂有效果吗？校长回答说，有，在全县乡村小学，我们学校的东西是偷得最少的。县教育局张局长作了证实。我继续问校长，你认为偷学校东西的现象在短期内能解决吗？校长回答说，难。我问为什么？校长说，主要是农民太穷。我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校长说，发展经济，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摆脱了贫困，他们不会惦记我们学校这点小利了，学校的东西安全了。”

　　“说得有道理啊。”
　　“是啊，作为县委书记，我当然对发展经济很感兴趣，发展毕竟是硬道理啊。我问怎样发展经济？校长回避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问题。只是对我说，这应该是您考虑的，我的任务主要是教书育人。我穷追不舍地说，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校长怎么说。”我也对经济发展感兴趣，赶紧问。
　　“校长说，一是到县外签定劳务合同，组织农民外出打工。我们县太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太少，安置不了那么多人；二是依托本地资源，支持兴办各种民营经济实体，最好不要官办。我点点头，接着问他，你还打算骂下去吗？校长说，首先，要有两个前提条件。那是我仍在校长岗位，学校的东西仍有人偷。如果具备这两个前提，我肯定要骂下去。不过，次数要尽可能少。校长停了片刻后，低下头，很是惭愧地说，我给下下丢的脸太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声音有些苦涩、苍凉，好像带着沉重的无奈和叹息。我的心为之一沉。”

　　“我的心里也很沉重啊。”我说。
　　首任县委书记继续说：“我又跑了几所乡村学校，大多数校舍陈旧，漏风漏雨，桌椅残缺不全。即使这样，仍有人打学校的主意，偷这偷那，让人既心寒又气愤。但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学生的学习劲头让我感动，紧接着又让我心酸。回来的路，我一言不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夜深人静，我躺在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索性起来，来回踱步，最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什么‘惊人’的决定啊？”
　　“你别慌，听我慢慢说，这项极有争议，好像是小题大作的决定在县委（扩大）会议获得通过。随后，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由乡（镇）及下属村、县公丨安丨局及下属派出所、县教育局及下属学校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宣读了决定，其主要内容是：
　　1、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爱护学校一草一木。
　　2、学校以前被偷的任何东西，皆由县公丨安丨局、教育局、乡（镇）人民政府三方负责追回，追不回的，由三方均摊资金购置新的。任何一方不分摊资金，党政负责人地免职。今后，学校被偷的东西不是减少、甚至消失，而是增加，三方负责人地免职。
　　3、县纪委监察部门全方位履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迁。”
　　“效果如何？”
　　“这项决定的效果是明显的。我后来到学校巡查时，看见窗户全是清一色的玻璃，课桌凳也已全部配齐。一些校舍也翻新重建了。至少在校容校貌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为此，我还专门跑到山坡小学，笑问校长郭凯歌，你还敲锣骂街吗？校长嘿嘿一笑，不骂了。我说，你那个锣要保管好，说不定能成为物呢。校长说，但愿如此。”
　　“那个锣应该还在吧？”我问。
　　“肯定在。”

　　“我到任后，一定要看一看。”我笑着说。
　　“我当时紧紧握着郭凯歌同志的手，衷心地感谢他。正是因为有一批像他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扎根农村，才使我们的农村教育不至于荒芜，才能显示出勃勃生机。”
　　首任县委书记说：“你知道，月光县计划生育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省市两级曾对月光县多次通报批评，管计划生育的抬不起头来，谁也不愿去管这个烂摊子。在省里，派人到月光县，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在月光县，派人搞计划生育也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本身有情绪，你叫他们怎么有热情搞好工作？想来想去，我提议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目前需要县委、县政府提供什么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对计生干部，从政治关心他们，从工作支持他们，从生活帮助他们。县卫生和计生委主任刘章鹏仿佛窝了一肚子的火，憋了一肚子气，一口气谈了目前存在的十几个问题。一是缺钱，基层人员一年到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没有一分钱补助，经反复动员引产环的计生对象很少得到补助。二是基层干部玩弄数字游戏，谎报、漏报、迟报现象严重，全县没有一个准数字。三是一些干部不自律，找门子托关系写条子。将不合法变合法，卫计委顶不住，百姓意见大。四是部分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对生两个还依然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头两胎是女的，总要想方设法生个男的，超生、多生现象严重……县委常委会听取了汇报后，做出了几点决定。”

　　我问：“这样做，是不是有起色？”
　　“这是当然的，不过……。”首任县委书记接着说：“偏偏在此时，山寨镇卫生和计生办主任邹萍芳经不住丈夫的死缠硬磨，在计划外生了一个男孩，并大放鞭炮，公开大摆宴席，镇里、县里、市里一些人还大摇大摆地到场喝酒庆贺，你说邪不邪？这下全县计生工作一下子乱了套，像溃口似的，难以收拾。我心急如焚，紧急把刘章鹏叫到办公室。刘主任说，邹萍芳计划外生育，县里是知道的。县卫计委和镇里党政负责人一道多次做过她的工作，她也听得进，也不想违规生育。但他的丈夫、公公婆婆坚决要生。怎么做工作，怎么苦口婆心都不管用。还扬言谁让他们家绝后，跟谁拼命。邹萍芳多次哭着找卫计委，要给准生证，我说计生干部带头知法犯法不对，县里公开开绿灯更不对。后来，马志县长找我，也让我给准生证，我说什么也不敢给，此例一开，不好收场。马县长没有硬逼我，只是缓缓地跟我讲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我问。
　　“马县长说，有一次他得了重病，眼看快不行了，转到省城一家大医院，医院称床位紧张将他拒之门外，碰巧邹萍芳的丈夫张长康的舅舅林医生在医院做主治医生，张长康找到林医生。林医生本身技术过硬，人缘又好，很快让县长住了院，并通过医院找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县长治病，还日夜守候在县长旁边，硬是把县长救活了。县长十分感激，问林医生有什么要求，林医生挺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要求，张家几代单传，到长康这一代，眼看要绝后，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再生一个，县长满口答应了。马县长讲完后对我说，你弄个准生证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我不能不报。我实在很为难，县长说，他是计划生育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他兜着。他权大势大，您叫我怎么办？我只好照办了。您做点好事将我撤了算了，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