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杨元庆因为在2003年没有完成联想的3年规划便开始反思联想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柳传志曾说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是管理，他也曾亦步亦趋地追随柳传志之说。如今，因为遭遇失败，他似乎突然发现联想集团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运作管理”，尽管依然是管理。
　　早在1997年春天，他并未发现“运作”之妙，而是凭借一腔热情及成功营销便赢得来自跨国公司的尊敬。那时候，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在中国，IBM成功的同时，它并没有更多的余地去为此骄傲。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使IBM的优势很小。价格在不断下降，价格下降的压力还会增大。最新的挑战来自联想公司，在1996年最后三个月IDC市场份额排行榜上，联想公司已跃居首位。”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IT史的人都知道，1996年是中国IT业的决战之年，它最终也成为转折之年。正因为在那一年成功狙击了IBM，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而杨元庆则彻底为自己赢得了未来“中国IT领袖”的位置。
　　联想在那一年终于洞悉了赢利的秘密：科研成果+规模生产+规模营销=可观的规模经济效益。一个联想新时代开启了。
　　　　“One Plus One”

　　联想涉足电脑领域之后，除提供商用微机外，也开始向家用电脑市场突袭。他们看到那个充满诱惑的市场，知道在美国超过30%的家庭持有电脑。在1990年代，大部分电脑厂商都在打家庭用户的主意。有一个先驱推出了价格逾千元的学习机，那是一种不能存储文件、不能打印，也不能运行最简单的电脑软件的“怪物”，除了提供录入法训练和玩游戏外，它什么都不是。

　　联想在1992年开始筹划“家用电脑”的概念，他们在1993年正式喊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让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脑”，这就是著名的“1+1”行动。在美国和欧洲，电脑并无家用和商用的区别，它们统称为个人电脑，但联想煞有介事地推进最终使“家用电脑”在中国大行其道。
　　到1994年底，中国电脑用户和主流厂商都接受其概念，就连美国人也承认了联想的创举，接受了“One Plus One”，他们甚至办了一份杂志，其中文译名便是《家用电脑》。曹之江有一次不无炫耀地讲，在中国市场上，“1+1”成了家用电脑的代名词。
　　联想的第一代“1+1”电脑零售价只有三千多元，它既无硬盘，使用的又是黑白显示器，目的不过使家庭用户运行软件和学习电脑的欲望得到满足。它的性能与价格都与商用机有天壤之别，但它让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和用得好，使电脑不再是神秘的怪物，变得简单和便宜。于是它便成功了。
　　1994年联想推出第二代“1+1”电脑，它保持了使用便捷的特点，但配置及性能方面均已与商用机相差无几。第一代“1+1”满足了家庭的试探性购买欲望，第二代“1+1”则满足其购买更完善、高档产品的欲望。于是，联想又成功了。
　　尽管第二代“1+1”电脑与第一代保持同样的番号，但杨元庆认为它与第一代“1+1”所谓的个人电脑或家用电脑有本质区别，其意义亦不可同日而语。杨元庆标榜他们为“1+1”注入了新的概念和使命，使其成长为真正的“家用电脑”。
　　无论如何，“1+1”都获得了成功，其成功是加法谋略的成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联想看到了一个虚空，它渗透进去，开辟了更大的市场。

　　然而市场的博弈往往以减法谋略推行，既然联想要“高举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那么与IBM、康柏和惠普等跨国巨头们进行一场“零和游戏”则势所难免，而这游戏的开局，顷刻便横亘于柳传志、李勤的面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时间既已推进到了1995年，柳传志便看到了“非常大的变化”，形势已然不同，联想较之当年亦展示出极大的差异。他说：“比如说吸引外商投资，有一些大工厂都卖一半给外国人，甚至有些资源也卖给外商，这在过去绝对是卖国的事情。另外还有股票市场、股份制问题，所谓股票市场无非是让更多的人持股，也就是个人私有财产之中生产资料的成分，这在过去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法。观念的改变感觉非常之大。”［1］

　　1994年的香港联想上市使柳传志感觉到联想虽然跃了“龙门”，但其依旧只是个“小龙崽子”，尚未变形成龙。很多问题阻碍联想变身成龙，跨国巨头们想把它打回鲤鱼的原形。除此之外，柳传志还为苦恼“联想员工缺乏联想人应有的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他有一次指责说，在1995年联想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起初井然有序，到后来便乱成一团了。

　　“为什么呢？”他质问说，“因为后面开始发礼品……就这50元的礼品把整个的气氛给搅乱了！让台上演员看着台下目瞪口呆，上面唱着歌颂我们的歌，下面咱们就乱成一团。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剧院的经理和保卫人员出来要我们赶快进行干涉，不然要出事。说到这里，我确实是很气愤。”［2］
　　使其更感恼火的是，那天联想所有头头儿均在现场，李勤还巡视了两次。他诘问道：“如果一个公司的最高负责人在那，队伍都能乱，它还是支队伍吗？”

决战(2)

　　柳传志的愤怒由来已久，因为争抢礼品而导致场面混乱的事情在联想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每次他都感到脸上无光。除此之外，部门之间的协调也出现了问题。在1994年，微机事业部和汉卡事业部曾经出现矛盾，柳传志、李勤他们调和了杨元庆和皮卓丁，至少表面上使他们形成了“协同作战的配合”。
　　柳传志知道联想该去向何处，10年来他从未像今天那么清晰过。他内心沉郁了太多的梦想、痛苦和羞辱。他记得1993年DEC总裁到中国，有一位记者采访时问：“你到中国来和联想签约，都是世界上的大公司，你有什么感想？”他听到了，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下去。
　　“人家听了后，想了半天。大概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DEC按当时算是100亿美元的公司，联想当时CAD方面的营业额大概顶多是1000万，可能不到，1000万和100亿是1000倍。1000倍是什么概念？好比咱们公司是10亿人民币的公司，下面某个代理是不足100万的买卖，然后还牢牢记住对这个代理的印象如何如何，这不太可能吧。这相差是非常悬殊的，只是咱们中国人自己不太清楚，以为联想与别人差不多，我们自己可得明白，国外大公司确实是巨轮，我们现在是只小帆船，出了海了，但是要非常小心地行驶……”［3］

　　柳传志素来谨慎，但杨元庆正值血气方刚、一腔热情之时，在那年微机事业部的春节晚会上，他跳上台去高唱了一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既委婉地抒发了胸臆，台下便群情激昂，大有“人士从而附之”的气势。
　　杨元庆经营微机事业部的事业，向来大刀阔斧，通过在广泛的区域逢山开道，硬生生地打出一条通路来。而且他的队伍既精练机动性又强，一经离散又能迅速恢复。现在他又托以民族理想，自然便得到更多拥戴了。
　　　　那是一场管理的战争
　　尽管柳传志不太愿意提及杨元庆曾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但他从不否认与跨国巨头们之间的较量是一场战争。那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敌强我弱，敌众我寡……
　　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中描述说：“英特尔公司从1995年开始，几乎365天天天都在通过电视台喊，要‘把大千世界演给你看，说给你听’，排名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结婚典礼跑到军队封锁的海岛还不过瘾，还要坐豪华专列火车在中国大地风光一圈儿，从北京一直跑到广州。还有‘蓝色巨人’IBM的总裁郭士纳不远万里飞到中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愿望是向###主席表达想为中国三金工程建设多做一些事。”

　　更为致命的是，在1995年，整个世界电脑市场出现了“无利繁荣”之局面，一面是全球电脑销量超过6000万台，美国家庭电脑拥有量超过30%，IBM、康柏、惠普及台湾宏都有快速的成长，联想电脑的销量亦由上一年度的万台突破至10万台，一面是电脑毛利率由3年前的40%下降为20%，电脑制造业开始变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挣苦力钱”的行业。在中关村，已经开始有公司只要能获得100块钱利润就出手售价超过1万元的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