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无疑是诱使柳传志美尼尔综合征复发的主因之一，在承受梦魇折磨时，柳传志还要绞尽脑汁考量如何调和倪光南与李勤之间的矛盾。他以为依照惯例可以顺理成章地完成“和稀泥”，却不知道倪光南爆发了。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联想档案中叫做《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似乎是车队队长）在车队造谣说赵明漪（倪妻）曾找老蔡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他愤怒地责问李勤道：“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倪光南谓其历来认为，公司车队出现的问题，第一责任人是分管的总裁室成员老蔡，第二责任人是车队主管。他对总裁室有一肚子牢骚，他将矛头指向老蔡，同时也指向了柳传志。他说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他开车他都感到安全。他显然认为联想车队是一个“管理不好的车队”。他说：“三月份以来，车队换了小何给我开车，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见。”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3)

　　仅对李勤愤怒责问还不够，他还要求王威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他还要王威交代其“散布谣言”的动机。“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这封信成为导火索，使柳传志被引入了爆炸范围。柳传志要给倪光南换司机，是因为原来的司机连续出了4次车祸。倪光南因之而大发雷霆，无疑是向柳传志暗示自己的愤怒。“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9］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
　　他颇为激动地质问倪光南：“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身上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柳传志与倪光南已经合作了10年，每当他想起这10年风雨，他的内心就不能平静。“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铭存感激。”
　　他想起联想汉卡赢得了科技进步一等奖，想起当1989年中秋节倪光南在北京彻夜不眠解决技术问题，想起1990年春节倪光南在香港测试286板子要到年三十才能回来，他在公司的春节晚会上提到倪光南仍在香港不由得热泪盈眶。“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柳传志写道，“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他告诉倪光南，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说倪光南是个君子，他信得过倪光南，联想现在正处紧要关头，“如果核心部分锣起鼓不起，则结果很难设想。”
　　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表面化使柳传志预感到他与倪光南极有可能说再见。“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虽然柳传志觉得“因为有病，这样做还是很体面的”，但显然联想无法离开其而独立生存。这是柳传志表达其意愿之手段。他说：“如果……公开冲突就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与柳传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显然不了解柳传志，他不知道柳传志是那种遇柔则柔遇刚则刚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传志给他写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决定。“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柳传志自以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与其沟通，但历史不能假设，倪光南不可能重新回到1994年做新的选择。历史学家说：“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10］
　　看似宿命的结论事实上将柳传志这悲剧性的一生做了总结，而在他“心中永远的痛”的骨节上，他似乎也别无选择。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有一次他说：“我总体上给人感觉很好斗，不吃亏，原来我爸爸老早跟我说到，让我外圆内方。我就是外面太方，不肯吃亏……”
　　一个月后，6月5日，倪光南要在上海建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柳传志最后时刻否决其提议，10年来第一次对他说“不”，使倪光南感到空前的伤害。
　　柳传志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了个便条说，他已向倪光南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板卡是长期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但联想是企业不是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体要具备有销售市场、能引进最先进技术、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开发人员4个条件。柳传志说上述4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4)

　　“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多年后倪光南颇为心酸地对一位来访者说：“柳传志10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没让我下不了台，没得罪我，没开会否定我，他可能是怕伤我，别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10年说一个‘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会再有‘是’了，也可以了，10年得一知己也不易。我离开可能是销售的大解放，但绝对不是开发的大解放。一个人走，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公司整体不会有影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1］
　　他们的矛盾因之开始激化，柳传志曾经感觉李勤“麻木”，现在他终于知道李勤的愤怒为什么那么容易爆发了。他要撤换财务总监，倪光南威胁他“你要是这样做，我永远和你没完”；他因为程控事业部亏损严重而不同意倪光南将其改为子公司，倪光南便指责他不能提拔年轻人、不肯放权；柳传志对其提议无动于衷，倪光南便要“坚决和你干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