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左右。这时，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事件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次。又过了半小时，李鹏总理也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报告，说我们动用明年股票发行额度，加印发行500万份抽签表，明天一早在原销售点发售，股民都去排队了，事情已经平息。我告诉他，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外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我都认。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很感激李鹏总理，在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我。凌晨三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又报告一番，他没说什么。

　　一夜就这样过去，我平生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事情发生在小平南巡后不久，如果游行队伍冲击边检，冲击政府机关，出现重大冲突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请上级批准将明年上市额度拿来提前发行，那死定了。现在看，那时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高招了。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第一，要有科学态度，准确分析判断，如果按正常程序请示，匆匆忙忙，上头一时不批，你也没有办法。第二，要敢于负责任，不能错失良机，当机立断，自己落处分就处分，不能出大事，不能造成严重影响，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这次风波事件的教训，正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贵在市政府工作汇报会上发言所说，“这次新股发行这么大的事，人大、政协，甚至市委都不清楚。如事先能征求这些单位的意见，可能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误。”
　　李灏总结道：重大的决策一定要慎重，不能凭老经验、老套做法。“空城计”诸葛亮也只唱一次，老谱沿袭是不管用的。在丰厚利益诱导下，各种纪律、监察手段都显得很脆弱。
　　当时提出的发行方案有七个。有参照国外“让股民先预付款，存5000元到银行，凭存单可购十张抽签表”的方案，也有用存款抵押的方案，等等。当时有人说：“老百姓穷，谁能拿那么多预付款、存款？”有人向市里反映要从群众利益出发，给全国老百姓一个均等的机会，让百姓都有机会发点财，有财大家发。市长郑良玉是尊重群众呼声和要求的，也就敲定沿用抽签表的方法。至于抽签表价钱，上海当时每张30元，市里先是议定50元一张，郑良玉听了多方面意见后，觉得干脆卖100元一张，“让股民冒点风险”，“市里多集些钱修马路解决交通问题”。事与愿违，良好的愿望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我们决策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仅凭感情、凭经验。

　　证监会火速登场
　　经过4个月的清查，“8·10”风波中股票舞弊情况公布：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举报；从2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丨安丨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丨安丨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最后被公开处理的“罪大恶极”的9人，其中7人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

　　有人士总结道，“8.10”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它既损害了我国的形象，也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负面影响。1992年8月10日之后，国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停止了新股发行工作。与此同时，此次事件也促使国家证券管理部门开始考虑探寻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新股发行方式，从而导致了以后我国新股发行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8.10”事件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引出了中国股民永远最牵心的机构——证监会。
　　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对此曾回忆道：
　　“810”事件是技术问题引起一个政治问题。就是说深圳市反复研究方案就怕卖不出去，采取一些鼓励措施，出了问题了。当时出了这个问题，我受国务院委托到香港去访问专家，香港的专家说这个事很简单啊，你要有人站出来说，我印刷厂大量地印，保证百分之百地供应，那个叫认购单。没有人说啊，一限量肯定人家就排队。8月份一出事，中央一看，管都不管这个局面是不行的，必须赶快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 所以中央定得非常快，文件都没有来得及像过去那样一步一步地发表，一下子就公布了。

　　深圳的“810”事件催生了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事发两个月后，由1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就成立了，主任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兼任，刘鸿儒、周道炯任副主任。人们很容易从这个强势班底中掂出它的权威性。同时也设立了中国证监会，刘鸿儒出任首任主席。
　　值得关注的是，轰动全国的810事件，对几位未来的股市大鳄影响深远。
　　1992年5月，《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引起了很大关注；在8.10事件发生后，《中华工商时报》又刊登了整版报道，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该文生动翔实，为全国数十家媒体转载，这两篇长文的作者就是吕梁。据云，正是通过810事件，吕梁才经受了股市的洗礼，从此后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里的常客。
　　1992年5月，唐万新带着借来的5万元资金去西安寻找商业机会。他在西安低价收购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时间即获利5000万至7000万元。
　　有人称，在810事件中，唐万新从新疆运来5000名自带铺盖和板凳的老乡，大肆抢购了一笔新股认购表，发了一笔财。随后，唐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当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德隆系”的唐氏事业的起点。可以说吕、唐两人都是810事件的亲历者、以及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