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啊，得节约多少钱啊！
　　D总毫不犹豫：打住！我宁愿增加30%的成本，也要按正规的工序和要求来做。我知道你好心，可能确实能帮我节约很多费用，但我不敢保证，这个工程质量让人满意，当然，我不是认为低价一定低质，但相对来说，正规工程公司，更有质量和工期保障。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这么大项目，不能随便找些工人，就在那里搭啊建的，我得综合考虑，全盘规划。
　　那个包工头一样的人，一边说他太古板，一边灰溜溜走了。
　　司机来接我们去吃饭的路上，我终于使出我的杀手锏——夺命连环问，挖出了D总由文青转为商人的隐秘故事。
　　小时候的D总，人称孩子王。不管走哪儿，不仅喜欢替人拿主意，还天不怕地不怕，他爹妈见此，担心他以后会成个混混头，老师看到他，也颇头疼。到了初二的时候，说也奇怪，他突然开窍了一样，觉得调皮捣乱没意思了，开始终日埋头看书。不分类别，不辩古今，只要是能找到的书，拿起就看，当然，最喜欢的，就是写文章，就是文青们通常干的那些事。老师看他这样，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大概是为了鼓励他，让他当了班干部。

　　初二，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了。

　　孩子王当了班干部，开始学着用“领导”的角度看问题，解决问题，大人们也开始用不一样的标准要求他。有态度有责任，也有自己的解决方法，也就得到越来越多的赞美，而赞美，是可以催人早熟的。
　　但是到了高中，未来的D总才读了几个月，就放弃学业了，原因很简单，那时是1976年，刚打倒四人帮，国家有个政策，父母退休了，做子女的可以顶替工作。像他这种自认足够成熟到当男子汉、实则浮想翩翩的小文青，收拾书包就到工厂去了。
　　他成了一个整天上班下班，再走到宿舍写几首酸诗，然后感慨一下人生，接着埋头睡觉的工厂青年。但是，文青的气质是藏不住的，那就是——看到同工厂里，那些比他大很多的男男女女，整天鸡毛蒜皮，说的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他觉得自己是不能忍这种没前途的生活了，开始着手准备考大学。当时工厂有个“电视大学”，他参加了，学的是电子专业，半天去读书，半天去工作。学校的教室就是在工厂里面搭间房子，想学的人到了规定时间，都到那里去，有工程师讲课，美名曰“电子专业”，但诡异的是，他学的却是装配钳工，为什么装配钳工划分在“电子专业”，到现在对他都是一个谜。

　　七七年起，他开始正式考大学，也是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虽然心里非常喜欢文科，但那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父母都希望孩子考理科，他高中才读了几个月，理科基础根本不行，但即使这样，还是考上了大学，大学不理想，没去。

　　七八年，第二次高考。每天一下班，就冲到宿舍去埋头复习，高考自学的那些书，一摞一摞的。除了上班，下班，就是看书，睡觉，哪里都不去玩，什么人都不想见。真称得上是“头悬梁、锥刺股”。当时的想法简单，一定要考上好大学，不然没出路。这一次，又考上了，还是不理想，还是没去。
　　到七九年，他发现情况不对了，那些新来的考生，他们是正规学校学出来的学生，有完善的基础知识，有完整的学习时间，更有一颗单纯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心，而高考试题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他们这些没有受过完整高中教育的，越来越难应付试题了。他想改志愿，学中文，但他父亲不让改。未来的D总说，你不让我改我就不考了。父亲也挺开明，说你不想考就不考吧。
　　到了八零年，他再次高考，终于考了个相对满意的分数。有好几所学校，好几个专业可以选择。他找来找去，终于看到一个专业叫“企业管理”， 也不是太懂，问人家是干吗的？人说这个专业是去当厂长啊。他心里乐开了花——这专业好啊！我一个当工人的，当个经理就不得了了，学了这专业就能当厂长？那不是管一大帮子人？赶紧报了这个专业。后来了解到，这个专业也确实是当时要的分数最高的。他是以那一届最高分进的，又做了班长。虽然在学校的时候，内心是个文学青年，但还是比较务实，觉得抓经济建设比较有前途。在学校开始认真规划自己的未来，要看多少书，要学到多少知识，要达成什么目标，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心一意做表现，终于如愿入了党。

　　大学毕业后，分到某省纪委，算是毕业生里，最好的单位之一了。当时有个机会去国家纪委组织的一个研究生班去学习。在那里，他眼界一下子打开了，意识到，这些人，跟从前遇到的人，水平，格局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在别人还在仰望他那铁饭碗的时候，他已经蠢蠢欲动，想到更广阔的地方畅游。
　　可是能到哪里去呢？那个年代，要从一个穷困省走出来，到北京，上海，基本是不可能的。唯独深圳不一样，深圳对外开放，大量招人，再加上又是特区，有很多吸引人的政策。正在这时，他一个到深圳的同学，回老家，跟他大肆吹捧深圳，说深圳多么好，厕所不仅在屋子里面，还放香水，随便让人喷；厨房不仅不用烧柴火，连一点油烟都没有，比许多人的卧室还干净；地上你踩一个月都没半点灰尘；大热天的屋里空调开了比秋天还凉快；马路上各种名牌轿车数都数不过来；世界各种品牌的电子产品都能很快在街头看到；跟香港很近，抬一脚就过去了……

　　他坐不住了，逮着机会，到深圳一看，确实不错，当即下决心，去！
　　他写了四封求职信寄到深圳，四个单位都要，分别是深圳大学、赛格集团、建设银行，和深圳市委。为什么可以得到如此厚爱呢？因为他在之前的单位，在全国比较有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比较有影响力和份量的文章。在他那个年纪(当时只有26岁)，这种事还是相当给人贴金的。

　　他跟父母商量去深圳的事，他母亲不言语，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盯着“深圳”那一块，半天才说：“哎哟，你现在的单位好好的，偏要跑那么远，深圳，你到那里去了，我们猴年马月才能见到你啊？”
　　好在他父亲比较开明，内敛，也更有魄力，说：愿意去，就让他去闯一闯吧，年轻人出去看看也是好事。
　　1987年，未来的D总，带了一件行李，托运了32包书，跑到了深圳。第一感觉是，从此以后，就要在这里落脚了，举目无亲啊。第二感觉呢，哎呀妈呀，要讲普通话了。边说边学，刚开始说普通话的时候，很蹩脚，人家几乎听不懂。
　　他在深圳一个万人艳羡的单位干了几年，又按捺不住了，想自己干！在同期进单位的人里，他是提拔最快的，领导也非常不舍得，可他还是非常坚决地出来，一是心里面还是有些躁动，觉得在机关里面受束缚；二是南巡讲话，他觉得有很多机会。
　　然后，他从公务员变成了下海商人，真的闯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