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黑影不出声了，狗却汪汪地叫着。俞兆远很明白，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们有枪。他便大声说。爷们，后会有期！我们走啦！
　　掩在沙枣树后边，俞兆远看那人还不动，就拉了杨乃康一把，两人大大方方走出沙枣树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走了几步，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他们就加快了脚步。

　　大黑狗一声又一声狺狺叫着。
　　俞兆远和杨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杨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杨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杨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俞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锨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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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十二两——四分之三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教分子每天要劳动十到十六个小时，超重超常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轧干了，一斤不到的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毙！
　　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5］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嘬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棵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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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150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分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好多年以后，俞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加霜。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十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一百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临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间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五十万亩土地。

　　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俞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临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场，但他不了解眼前这条开挖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两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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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挖渠者的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