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12-31 09:03:37
　　皇明祖训（九）
　　秦朝在消灭六国的基础上，依靠法家思想，幻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皇权专制体系，因此急火火地实行了郡县制，得罪了六国贵族不说，还让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在短时间内灰飞烟灭。后来的汉晋两朝，参考了秦亡的教训，在保留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同姓诸王分封，结果搞出了闹哄哄的“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尤其是西晋司马氏，对外战争不怎么样，自家兄弟对砍，倒是耍的有模有样。
　　正因为前朝的教训太过深刻，后来的唐宋两朝，索性对分封的藩王不再赐予封地。比如前文提到的临淄王李隆基（唐玄宗），端王赵佶（宋徽宗），都是只有封号而没有封地。用国库的银子养着你吃喝玩乐可以，但不允许你列土封疆。这种极端政策，导致唐末出现了草头王专权地方的藩镇割据，进而发展成为五代十国这种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混乱；大宋则更惨，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祖宗蒙羞，生灵涂炭。

　　血泪教训在前，因此朱元璋结合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点，对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明代藩王制度。
　　日期：2016-12-31 09:08:32
　　分封制和郡县制
　　中国古代自周代开始，就进行着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两种妥协。
　　周-秦-汉-晋-隋-唐-宋，各个朝代则进行着一轮又一轮惨烈的实践
　　日期：2016-12-31 09:09:34
　　皇明祖训（十）
　　简单来讲，明朱元璋为了限制地方做大，取消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也没有继承前朝的刺史，州牧，节度使等制度。转而，在原来元朝各行省上基础上，废行省而设“承宣布政使司”，比如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等等。布政使司这个部门，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布政使”，但实际上布政使同其他两个行政长官“按察使”和“都指挥使”三司并立。布政使主管行政和钱粮调度，按察使主管当地司法，都指挥使主管地方军事，三司在行政级别上都是从二品，又都分别可以向中央相关部门进行直接汇报。这样，在地方上，就形成三司互相制衡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度。

　　不仅如此，承宣布政使司又和地方藩王权力交错。从理论上讲，藩王的职能主要侧重于军事，尤其是边防。然而，布政使可以控制地方藩王的财务，都指挥使又可以同藩王的军事部署相互影响。从而，藩王和三司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发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在朱元璋的头脑中，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军政相互制衡的地方官制和藩王分封制。
　　诸王守边的形势，如下图所示，
　　日期：2016-12-31 09:13:43
　　明代“九王守边”示意图
　　洪武年间，除太子朱标之外，朱元璋最年长的九个儿子沿着长城一字排开，九王守边，抵御外敌。
　　这九个藩王，被称为“边塞九王”
　　日期：2016-12-31 09:37:27
　　明代地方官制-三司并立示意图

　　明初全国共设置有十三个布政使司，布政使名义上相当于省长，但实际上同其他两个行政长官“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属于平级。
　　为了避免地方做大，朱元璋在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分权，是一个大明版本的“三权分立”。
　　与此同时，三司又与地方的藩王权力相互制约，杜绝了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分膨胀的可能。
　　三权分立的好处，是避免了省级单位形成党政军一体的地方割据。
　　然而，省级行政以下的“知府”“知州”“知县”则无法三权分立，只能够全盘接受三司不同的行政命令（卫所除外，后文会讲），造成了明代基层地方官工作强度很大，工作内容不胜其烦。
　　日期：2017-01-02 08:59:41
　　皇明祖训（十一）
　　当然，为防止藩王军事势力过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这本家族红宝书里，严格规定了藩王的活动原则，并限制藩王的部队编制为“三护卫”。也就是说，对于边塞上的藩王来讲，拥有带兵打仗的权力是很正常的，但是带兵的规模要受到严格限制，最多只能有三护卫。每个护卫规定3000到15000名士兵。这样一来，按照规定，三护卫的总兵力一定不会超过五万的编制。以“三护卫”制度，来对各路藩王们进行军事上的约束。

　　晚年的朱元璋，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为自己长孙朱允炆的登基，铺平了血迹斑斑而又坚实宽阔的大路。公元1398年，工作狂朱元璋，极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朱元璋，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同一年，朱允炆顺利即位，史称建文帝。
　　朱元璋终于可以放心地去见自己的儿子朱标了，因为他交到孙子朱允炆手中的大明帝国，至少看上去很美。
　　日期：2017-01-02 09:06:29
　　大侄子的任性（一）
　　朱允炆，是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
　　朱允炆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实行儒家“仁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君王既是普天下的政治领袖，又是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而这个世界里的百姓们，则人人有饭吃，人人懂礼貌，人人守法纪。朱允炆的年号“建文”，体现着鲜明的个人色彩，从而与明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意味深长的对比。
　　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在他本人幼年的生活经历中，对于元末公务员的官僚体系产生了非常大的憎恶。因此在洪武一朝，文人的地位并不高。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知道自己离不开读书人，但他又处处防着这些看起来一肚子坏水的读书人。与此同时，朱元璋用自己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来弥补读书人的缺位造成的政治真空。而当朱元璋发现，单纯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就大概能够控制政局的时候，他就开始对文人士大夫们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比如当年的锦衣卫，就是朱元璋为了用特务手段，监视爱说怪话发牢骚的士大夫们而设立的。酸腐文人们往往晚上喝点革命的小酒，听点革命的小曲，就开始嘴上没有把门的，指点江山，信口开河起来。结果他们的酒话和疯话，第二天就会原封不动，一字不落地传到皇帝耳朵里。而一旦发现有表现异常的风吹草动，朱元璋便会采取手段，对付这些不安分的读书人。

　　轻则锒铛入狱，重则灭门抄家。
　　可以这样讲，朱元璋时期的士大夫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每次上朝会之前，酸腐文人们都要回忆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胡说八道，如果确认没有，则信心满满；如果实在想不起来，那就在出发之前，跟家人做一次庄严肃穆的告别。因为这一去，还不一定回不回得来。
　　日期：2017-01-03 08:57:03
　　大侄子的任性（二）
　　与朱元璋时期截然不同的是，建文帝时代的读书人们，则真正地实现了儒家学者登堂入室。建文帝信任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名臣，都是饱读诗书而高中进士的大儒。而建文帝本人，也不是朱元璋那种日理万机的工作机器，更谈不上所有的事情都乾纲独断。事实上，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多半都不具备媲美朱元璋的治国能力，即便有那样的能力也未必有那样的精力，有那样的精力也未必有那个体力来支撑自己的健康。所以建文帝时期，虽然没有设置丞相一职，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大臣，同建文帝一起组成了一个集体领导集团。齐泰等人的分工各有不同，齐泰任兵部尚书（国防部部长），黄子澄为翰林学士（相当于国务院总理），方孝孺为侍讲学士（相当于皇帝智囊团负责人）。职务虽然不同，然而三个人的出身秉性却基本雷同，比如正直，忠诚，学富五车，富于政治理想。也正因如此，建文帝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团，被称为“秀才朝廷”。三个政治理想家，遇到了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朱允炆，组成了“秀才朝廷”。他们是真正怀着儒家的家国天下之梦，凭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在不知疲倦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