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12-24 10:53:30
　　嘉靖对于张璁不能体察自己的圣心很不满意，在张璁的答卷上批了个不及格。作为一个礼的专家，嘉靖不是那么好胡弄的，于是又下旨给张璁说：“冬至的时候在圜丘祭天，夏至的时候在方泽祭地，天和地分开祭祀，这是万代都不能改变的最高礼仪。我们的大祀殿你要说类似于明堂，倒还说得过去，但要说这个大祀殿还同时可类比于圜丘，那就实在是扯淡。日和月天天跑来跑去，这么大的功劳，居然只有参与一次陪祭的待遇，连个专门的祭祀都没有，这像话吗？”

　　张璁看自己说话已经不顶用了，遂把《周礼》原文，宋代的陈襄、苏东坡、刘安世、程颐等先贤的有关言论再次归纳整理呈递上去，又搬出朱元璋等人来，说：祖宗的制度已经定下来了，不能轻易地改变。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要吃饱了撑的折腾这事。
　　嘉靖不听，仍然要改，但朱元璋不乐意了，嘉靖在他灵位前问卜时，老朱给了个卦说，你若改了的话我就让你不吉利，嘉靖一时被唬住了。但是，世宗确实是明代诸帝当中最为顽固和专断的，他定下的主意极难更改。前面大礼议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出他为了达成自己的想法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他要恢复古礼的心也非常热烈，老朱不让他改，他还是不死心，问遍了大臣，大臣们要么说不行，要么推脱说需要召集一堆人讨论再定。嘉靖再次跑去问老朱，老朱再次说我要让你不吉利，嘉靖一看，如果为此事得罪祖宗，那倒麻烦，只好暂时作罢。

　　但是，从嘉靖的一生作为来看，他畏惧上天远甚于畏惧祖宗。敬天法祖在嘉靖这里变成敬天为上，法祖不法祖倒不是那么紧要，可能他真把自己当成“天”的儿子了。但毕竟祖宗也不能轻易得罪，嘉靖还在犹疑。
　　恰在此时，作为都给事中的夏言上疏，请嘉靖下诏举行亲蚕礼，嘉靖看了大喜。为什么大喜？无非是正瞌睡的时候夏言送了个好枕头来。亲蚕礼也叫先蚕礼，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以皇后为首的内外命妇们按照既定的仪轨装模作样地表演一下蚕桑的过程，以表示国家对于蚕桑的高度重视。先蚕礼与皇帝率领百官在先农坛举行的亲耕是相对的，亲耕由皇帝主持，表演一下耕种，亲蚕由皇后主持，表演一下蚕桑，以来对上天主管农耕桑蚕的诸神进行祭祀和膜拜，二来对天下臣民进行垂范，劝导臣民们尽心农耕和蚕桑事宜。

　　夏言的建议妙在哪？主要有两点。首先呢，亲蚕礼是周代的制度，到了明代基本已不再举行，所以夏言并不是请嘉靖做一件当下年年要做的事，而是在“礼”上面走复古路线，这个非常契合嘉靖此时礼必尊周的心态；其次，亲蚕是由皇后主持的，与皇帝主持的亲耕相对应，按照周礼，亲耕在南郊举行，亲蚕则在北郊举行，一南一北，一阴一阳，这完全符合嘉靖当时主张天、地分祀，日、月分祀的想法。

　　说白了，嘉靖就是吃饱了撑的，想把天地、阴阳、日月都给一一对应起来，南一个北一个地给排的整整齐齐，再也不让眉毛胡子一把抓。在“礼”这件事上，嘉靖是有强迫症的。而他这种事鬼神远甚于事民生的务虚心态也贯彻他的一生，到后期越发地神神道道，不可理喻。
　　日期：2016-12-26 14:29:47
　　嘉靖大喜之下赶紧让夏言好好说道说道，夏言也自然是心领神会，所上的奏疏就不仅仅说亲蚕礼了，而是全面开炮，说：我们大明现在的礼仪简直是乱七八糟，大礼上面稀里糊涂，没有一样是和古代经典能对得上的。请皇上赶紧让群臣们参考经典和先圣、先贤们的言论，把礼仪重新制定好，这是能够中兴我大明的伟业啊。嘉靖再次大喜，觉得这夏言怎么这么懂事，这么会说话。
　　但是一个兵科给事中上疏讨论礼仪的事还算可以，但给群臣在礼仪这件事上面下指导棋，还指导到了首辅张阁老以及礼部、礼科、太常寺等人的身上，这就明显是捞过界了。张璁是个十分倨傲的人，对于夏言敢在这个时候公开跳出来反对自己为首的建议表示了不满。张阁老一个眼神，群臣马上心有灵犀，纷纷反对夏言的上疏。当年曾经出力帮助嘉靖争取父母名分的议礼派骨干：霍韬是反对声音最强的，他说天地分祀的做法是王莽这个贼人篡改《周礼》写进去的，根本不足为凭据。

　　嘉靖自然不听，强命礼部会同群臣讨论。今非昔比，嘉靖九年的世宗远非嘉靖元年的朱厚熜可比，嘉靖九年的礼部和嘉靖元年时候也已完全不同，大礼议之后哪里还有臣僚敢坚定反对嘉靖的旨意？况且天地是否合祀的问题也远不如皇统之争重要，而首辅张璁对于天地如何祭祀也不甚在乎，他在乎的无非是不要浪费国帑去修建坛、庙，其次在乎的就是他作为首辅的尊严是否被人挑战，所以群臣并没有太多抗争。

　　礼部最后同意天地分开祭祀，但是为了不耗费国帑，建议嘉靖就不要再建造新的坛、殿，仍以大祀殿祭祀上天，再把祭祀山川的神坛改为专门祭祀地祇的神坛即可。嘉靖同意一半，山川坛改为地坛，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地坛。但同时仍然要求按照周礼，祭天必须在神坛上露天祭祀，不能在大祀殿里面胡弄过去，所以要求去南郊建造新坛。世宗陛下说要有坛，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坛南边的圜丘。

　　至此，这么一件大事也是小事就落幕了。说它大，毕竟是国家最顶级的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而且它还留下了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圜丘。说它小，它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显著记载，对国计民生没有一点帮助。大明最精英的一帮人花了相当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事情，可以说是不知所谓。但对于夏言而言，这绝对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件事让他获得了嘉靖的青睐和宠幸。
　　嘉靖对于张璁、夏言的先后宠幸折射出了嘉靖一朝的政治成色。大臣们知道只有事事迎合嘉靖才能获得晋升之阶。严嵩后来的受宠及权倾天下，不能说没有张璁和夏言的示范。所不同的是，张璁和夏言尚有政治操守，迎合还有限度，而到了严嵩老大人这里，迎合就趋于无底线。
　　张、夏、严三人一脉相承，获得嘉靖宠幸的方式出奇地相似。张璁因迎合嘉靖议礼，与当朝首辅杨廷和划清界限而邀得嘉靖宠幸；夏言因迎合嘉靖议天地分祀，与首辅张璁持异议而获得嘉靖青睐；最后严嵩又因谄媚地迎合嘉靖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与夏言的不配合形成鲜明对照，而获得嘉靖宠幸。三任权相都以权谋算计、在旁门左道上获得圣意眷顾，首辅的任用不以厚望懋德，也不以治国才能为标准，嘉靖用人之道的低下，嘉靖朝政治风气的败坏，可见一斑。

　　日期：2016-12-26 22:44:25
　　夏言与张璁实际上有非常多相像之处。俩人的性格都有刚、竣的特点，为人自尊而傲慢，对下指挥如奴仆，而对上又不愿一味奉承，典型的傲上慢下。这样的人骄、矜，有原则，有魄力，有底线，不是坏人，但极难相处。两个这样的人之间就更难相处。
　　张璁曾连考七次进士都不中，直到正德十六年才终于考中，在考中之前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可谓是毫无寸进，但一旦乘着大礼议的风，居然在嘉靖八年就做到了首辅，差不多相当于只花了八年时间就从一个主任科员做到了国务院总理。夏言在正德十二年中进士，此后十余年间仕途都没有起色，在台谏系统内苦熬，到将近五十岁了还只是个都给事中，区区正七品，虽说给事中有权，但实实在在的是个官场小虾米。可是夏言在嘉靖九年上疏议天地分祀，大获圣心，居然在一年之内就升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官升十级。这两人的仕途都是前期蹉跎苦熬，一旦得势却如火箭一般，冲天而起，完全没有大多数官员那种辛辛苦苦熬资历熬升迁的历程。

　　二人生性倨傲，又都曾长期不得志，而又都是骤然得势，短时间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蹿升为炽手可热的权臣。这样的性格和履历所塑造出来的人会是如何模样，那是可想而知。虽不像汉武帝时期同样是骤然富贵的主父偃一样能说出“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这样充满戾气的话来，也必然是颇为骄狂了。
　　这样的两个人同时在朝，又都蒙嘉靖宠幸，彼此之间自然难以和睦。史载，“孚敬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独不为下。”，孚敬就是张璁，由于璁和熜同音，所以张璁为了避讳，此时已经改名为张孚敬。这句话是说，张璁对于百官颐指气使，十分傲慢，无人敢与他抗衡，只有夏言自以为受到嘉靖的信赖，不肯伏低做小。由此，张璁对夏言自然是心生不满，百官都对我张璁俯首帖耳，你夏言算什么东西呢？二人嫌隙遂生。

　　前面我提到过，严嵩在嘉靖四年搭着桂萼的顺风车，四年之间就官升三级，做到了礼部左侍郎，算是非常不错了。但跟夏言一比，严嵩的内心是崩溃的。夏言在嘉靖九年还比严嵩的品级足足低了八级，到了嘉靖十年却反而比严嵩高了两级，而且好死不死的，夏言所任的就是礼部尚书。也就是说，我们的严嵩老大人在江西隐居十年，在南京喝风七、八年，之后又认认真真混了四年，前后二十余年才好不容易混成了个礼部左侍郎，而小他两岁的夏言却在不到一年之内就坐火箭升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

　　如果说严嵩的内心失衡，那真是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