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后辈倒不敢说吴晗先生什么不是，但吴晗先生这样的论断实际上是不大值得一再引用的。原因无他，因为他的《朱元璋传》与其说是历史读物，倒不如说是政治读物。身处时代大潮中的吴晗曾经跟随政治环境多次改定《朱元璋传》，对朱元璋的观点和视角一再大幅改变，这一版褒扬，那一版贬抑，我想到最后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朱元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我们不管这些已有的陈论，只从事实出发，看廷杖到底有没有折辱士大夫的士气？我想事实很清楚，非但没有折辱士大夫的士气，反而让士大夫们前赴后继地以受廷杖为荣，有些人本不够受廷杖的份量，也上赶着去挨两下，好回去炫耀。廷杖非但没有被士大夫引以为羞辱，反而引以为光荣，作为自己不屈服、有骨气的一种资历和本钱。

　　万历时期的一个翰林检讨赵用贤上疏反对张居正他爹死了不回家奔丧，要留在北京继续工作（谓之夺情），所以被廷杖。由于他是个大胖子，所以打得肉都一片片掉下，也算惨得很了。而他的妻子居然就把这些掉下来的肉腌制起来，作为传家宝。可见，廷杖哪里摧折了士大夫的士气，反而成了他们获得巨大名声的资本。
　　日期：2016-12-01 21:59:16
　　也就是说廷杖非但没有让士大夫们士气沉沦，反而激发出一种变态的高昂，这样变态的高昂是不是健康的我们暂且不说，但确实说明廷杖根本没有摧折什么士气。只是可惜的是，这种高昂已经变态了，这是我们后面要谈到的问题。
　　其次，我们再从事实出发，看看明朝皇帝的廷杖是否完全无视“刑不上大夫”的所谓政治潜规则？在这一点上明代皇帝做得比历代皇帝要差吗？我们举规模最大的两次廷杖为例来说明。
　　明代规模最大的两次廷杖，第一次是我们前面刚讲过的正德十四年三月为了阻止武宗南巡所引发的廷杖，受杖人数高达一百六十八人。但是这一次廷杖所打的带头人，我前面也提到了，最高级的官员是兵部职方司的郎中黄巩，正四品官员，相当于现在一个中央部委的司长，绝非高官。
　　第二次大规模廷杖是后面不多久就要讲到的嘉靖三年的哭左顺门事件。总共聚哭左顺门的官员有二百多人，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时，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全部停俸，而五品及以下官员总共一百三十四人全部廷杖，也就是说挨打的没有一个四品以上的官员。两次廷杖总共打了三百多人，没有一个四品以上官员受杖，这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四品以下的官员就不是人，但也起码说明明代的皇帝并没有大家所笼统说的那样就是一伙根本不知道如何尊重公卿的屠夫。

　　反而是被认为是明君的隋文帝，在大臣劝他撤去廷杖之后，有一次在大怒之下，因为没有大杖，竟然就用马鞭把一个朝臣给活活鞭打死了，死得更惨，跟朱元璋活活鞭死朱亮祖父子有的比。历史记载得颇为黑色幽默，说“自是殿内复置杖。”，为了不让隋文帝用更可怕的方式打人，就在殿内重新设置了廷杖。但朱亮祖被鞭杀的缘由是因为他勾结当地恶霸诬告番禹县令道同，致使朱元璋误杀了耿直的道同，所以朱元璋恨他恨得半死。而被隋文帝鞭死的人则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皇上您宠幸高熲太过了。”，就被马鞭打死。相比之下，谁更暴虐呢？

　　日期：2016-12-02 11:25:21
　　吊诡的是，明朝士大夫的士气最终沉沦却正是在廷杖被废止之后。
　　万历十四年之后，万历皇帝开始长达三十余年的怠政，怠政到基本完全不看朝臣们的奏疏，朝臣们无论说什么万历都基本没有反应，自然也不会动怒、罚跪打屁股，所以居然就使得廷杖消失了三十年。
　　天启四年，魏忠贤杖杀工部郎中万燝、御史吴裕中后，首辅叶向高劝道：“这样的弊政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施行了，如今却几天之内就看到了数次，今后万万不可再施行了。”，于是，史载，“忠贤乃罢廷杖”，廷杖居然就被这个臭名远扬的死太监九千岁给废除了。但是别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因为后面马上接了一句 “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把想杀的人全部下镇抚司大狱，士大夫们死得更惨，在漆黑的大狱里被酷吏整死，连挨板子的荣誉都没有了。从此之后才算是真正的一片黑暗。

　　明清史的大专家孟森老先生曾经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TAI 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
　　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是非常高明的。明代廷杖虽然酷烈，却并未摧折士大夫的士气，反而成了士大夫荣耀的一个资本，而明代皇帝与大臣往往也是意气之争，而不是是非之争。就拿武宗来说，他往往知道自己不对而大臣们对，所以他并未斩杀阻挡他出居庸关的张钦，没有一剑杀了不给他写诏书的粱储，也没有把反对他南巡的大臣统统扔到大狱里头去。而反而是我们所认为的一些明君经常做出提剑杀人的举动，前面说的隋文帝如此，东吴大帝孙权也是如此。而当士大夫与皇帝连争意气的空间和劲头都没有了，明朝也就走到头了。

　　我绝非说廷杖是好东西，那本身就是专制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出现的反人性、反制度的东西，但是如果让我选万马齐喑还是廷杖声声，我想我还是选廷杖声声……

　　日期：2016-12-02 11:34:48
　　回到正德十四年三月的廷杖，从处置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张英是因为冲撞了圣驾，其余官员只要是点了江彬名的基本上都受到了更重的处罚，反而是只骂武宗的人相对受罚较轻。这里头江彬究竟起了这么作用就不言而喻了。武宗后期愈发的荒唐，乃至动摇国家根本，江彬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同时廷杖一百多个大臣这样的事情在明代这样高度专制的朝代都是罕见的，只有两次。至此为止，武宗也知道朝臣们全体反对自己出巡，尽管自己可以施行廷杖，但他们却仍然不改变主意，真要继续杖责，这些人估计全都得送命，如果那样恐怕朝廷就要发生变故。迫于舆论和现实的压力，武宗只好暂时放弃了出游的想法。但是通过前面去宣府的事，我们知道朱厚照同志在玩这件事情是锲而不舍的，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出去玩。他最终仍然成功南下巡游，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要讲的第二件事。

　　武宗瞌睡的时候，刚好有人给他送了个枕头。这个送枕头的就是他的好亲戚宁王朱宸濠，他造反了。当年的六月，宁王朱宸濠起兵叛乱，打着的旗号是朱厚照并非孝宗亲生，是野种，所以皇太后下了道密旨给他让他起兵匡扶宗庙。这样幼稚的理由当然没什么人相信，但宁王好歹也算做了些准备，所以起兵之初也有些声势。但实际上，宁王的叛乱没什么可说的，无非是和之前安化王的叛乱一样根本就是茶壶里的风暴。这一代的宁王被事实证明是个志大才疏的货，而且实在是八字不好，命中注定不能成事，刚出门就碰上个大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