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休对当年冤死的诸葛恪、滕胤、吕据予以平反，并且对其进行改葬，受他们牵连而被发往边郡的，此时也一并召还。大臣中有人请求为诸葛恪立碑，孙休下诏说：“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这件事就被压了下来。

　　日期：2016-03-25 16: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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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孙权重视子女教育，且曾多方简选明师为皇子授业，孙登孙和孙休都具有一定的儒学素养。孙休在十三岁那年，就跟从中书郎射慈、郎中盛冲学习，即位后也是“锐意於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他本人也自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然而孙休书虽然读得多，有些事情却做得迂腐，从他为四个儿子取名便可一窥端倪。
　　本来，皇室宗亲的名字起用都有一定规范，但中国历史上有些帝王为了彰显自己的独一无二常自创生僻字，如武后以日月当空为意创造出“曌”字，南汉开国君主刘陟以飞龙在天为意创造出了“䶮”字，但他们都只是为自己改名，与旁人毫无关涉。可孙休作为一个资深火星文爱好者，居然一下就创造出了八个谁也没见过的生字。这些字不仅难写而且难记，也毫无实际意义。他给长子取的名是雨字头加繁体的单字，字是草字头加冏，次子的名是上雷下大，字是西字去掉下面的一横再在下面加上升字，三子名壾，字昷；四子名是上面是一个亠，下面是先和反文旁的组合，字是上面禾午两字，下面是火字。为了防止官民百姓念错字以讹传讹，他还在诏书中不厌其烦地一一标示出读音。之所以选用这些名字，孙休也是振振有词：“礼，名子欲令难犯易避”，“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原来如此大动干戈仅仅是怕庶民百姓避讳麻烦，这一举动正如裴松之所批评的：“休欲令难犯，何患无名，而乃造无况之字，制不典之音，违明诰于前脩，垂嗤騃（形容人愚蠢）于后代，不亦异乎！”

　　除了雅好文学道艺，孙休的另外一大爱好是射雉。每年一到春夏，孙休一大早便出门打猎，直到晚上天黑才回来，甚至为此还废弃了读书的习惯。大概在孙休看来，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不过如果对比其父孙权当年的射虎之举，便会感觉孙休专门针对野鸡的打猎未免太小儿科了。事实上孙权的儿子们因为自幼生活条件优渥，又多受儒士文臣影响，尚武精神已大大退化，孙休的射雉只不过是现实的一个侧面反映罢了。

　　不过尽管如此，孙休从内心深处仍然打算把国家治理好。他认为“古者治国，教学为先”，于是下令追述古制建立学官，选取五经博士，吏员和将吏子弟之中只要有志向学的，都可以来试读。孙休还规定一年一次考试，成绩按照好坏排定品级，对于表现优秀的要给予赏赐，最终达到“以敦王化，以隆风俗”的目的。孙休也比较关心百姓疾苦，他发现当时的州郡吏民和各营兵士因为租税过重和收益过低而纷纷放弃耕地，而改由沿长江上下贩运货物获利，无比痛心地说：“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他于诏书中表示要广开田业，减轻赋税，重新丈量田亩，让每户所得尽可能地平均，官私各得所宜，使每户的田粮足够一年消费。这样百姓就会爱身重命，刑事犯罪将会大大减少，风俗也可以进一步得到整顿。他甚至还满怀期望地认为，“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汉文升平，庶几可及”。然而在当时东吴世家大族枝连叶附的背景下，他的这些期待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根本没有可能实现。

　　日期：2016-03-26 1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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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孙休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在永安四年（公元261年）秋八月，他派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巡察将吏的清浊以及百姓的疾苦。他的为政目标已经深刻体现在了年号之中——永安，永远安宁，东吴的基业也永远安如磐石。因为对这个年号的偏爱，在位的几年之中他没有换过一次年号，这也使得他成了东吴四位帝王中唯一一位只使用过一个年号的君主。往前看，大帝孙权在位二十四年，用了四个年号，废帝会稽王孙亮在位七年，也用了三个年号，往后看，接位的孙皓用了十七年换了八个年号。而且除了孙休以外，其余三任君主都对祥瑞缺乏免疫力，一旦某地出现了什么神奇的珍稀物种或是天文奇观那是一定要大肆庆贺甚至更改年号的，如孙权因为吴国出现了黄龙、凤凰、麒麟、赤乌而使用了黄龙、赤乌两个年号；孙亮用过五凤的年号；而孙皓的八个年号中有六个与祥瑞有关，分别是甘露、宝鼎、凤皇、天册、天玺、天纪，他因为蒋陵（孙权墓）降下甘露而使用甘露的年号，因为从地里发掘出了大鼎、银块、石函、空石使用了宝鼎、天册、天玺、天纪四个年号，因为西苑凤凰飞集而使用凤皇年号。

　　其实在孙休在位的几年里，吴国也是祥瑞频出：如永安三年（公元260年）西陵出现赤乌，又于建德县得大鼎，永安四年（公元261年）九月在布山出现白龙，第二年秋七月始新出现黄龙，又过了一年夏四月在泉陵也出现黄龙，同时该年在长沙也出现青龙，慈湖出现白燕，豫章出现赤雀。孙休没有因为祥瑞而盲目改元，已算是十分难得的了。追溯其中原因，大约与孙休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相关。

　　孙休好善慕名，所以也会适时地表现大度。孙休即位之后，原先欺凌过他的丹杨太守李衡傻了眼，甚至有叛逃到魏国的想法（因为蜀汉路远不通，再说蜀汉也不会因为区区一个太守就和东吴翻脸，即使李衡到了成都也必然被送还）。幸而他的妻子习氏有些见识，她认为孙休雅慕声名，刚登基为帝正想自显于天下，必然不会杀掉李衡。只要李衡主动把自己关到大牢里，并上表陈述过失请求降罪，孙休出于爱惜名声，一定会优加宽恕。李衡听从妻子的话，果然孙休下诏让李衡还郡，并表示“射钩斩祛（用齐桓公赦免管仲的典故），在君为君”，希望李衡不要自疑。

　　虽然孙休本人勤勤恳恳，人也不算糊涂，但在用人上眼光还是有所欠缺。在他称帝的几年里，最受重用的是濮阳兴和张布二人，而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两人皆是才具平平，庸碌无为之辈，他们才不堪任最后毁了吴国的基业，在这一点上孙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濮阳兴本是陈留人，身属江北侨寓士人第二代（江北士人中亦有相当数量在政治主张上从属于淮泗集团），其父濮阳逸于汉末孤身避乱江东，与陆逊之弟陆瑁游处。当时从北方逃来的士人很多，如陈国陈融、沛郡蒋纂、广陵袁迪等，他们与濮阳逸一起都受到了陆瑁的善待。后濮阳逸官至长沙太守。濮阳兴少时即有士名，在孙权后期被提升为上虞令，历官尚书左曹，孙亮时还曾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汉，回来后转任会稽太守。在会稽太守任上他遇到了刚刚从丹杨郡迁来的琅琊王孙休。孙休是因为被丹杨太守李衡反复绳治不得已而移居于此，正是内心凄苦的时候。濮阳兴认为孙休奇货可居，于是深相结纳。这种做法其实是有政治风险的，一旦被人告发首先触霉头的必是濮阳兴。但幸运的是濮阳兴押对了宝，孙休成功即位，他也水涨船高，随之成为了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并封外黄侯（县侯，因外黄为陈留郡属县，而濮阳兴为陈留人），一下子成了朝廷瞩目的重臣，华丽地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