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虞松所料，姜维在听说郭淮陈泰等人率领大军倍道赶来之后，知道依仗今年夏麦做持久战的计划已难成行，于是在粮草未尽之前撤军，当是陈泰还远在洛门（今甘肃甘谷西），姜伟并未与其交战。陈泰来得如此之快和他与司马家族深厚的关系有关。陈泰之父陈群与司马懿同为曹丕“四友”，相交甚笃，陈泰在今年开初曾打算集雍州、并州二州之力共同讨伐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司马师也批准了这个计划。结果大军还未等集合新兴（今山西忻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二郡的归化胡人因为听说要服远役而惊反，酿成了重大政治事故。事发之后司马师没有推诿饰责，而是主动将全部责任扛了下来，他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陈泰的责任！”司马师的态度同于“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国语》引自《盘庚》）的治政精神，因此得到了上下的一致尊敬，《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也对此有高度评价。故此陈泰能够用命疾行，使得姜维无功而还。从姜维出兵到退还，时间不过月余，姜维既未取得大的成果也没有大的损失，基本是无咎无誉。但姜维没有直接回到成都而是继续逗留汉中，等待下一次出兵的机会。

　　日期：2015-12-10 18: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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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维退军之时，诸葛恪尚在新城城下与张特苦斗。从今天的新城遗址可以看到新城的建筑面积不过十多万平米，且双方兵力差距悬殊，新城之中只有四千多人，真正能够配置到作战一线的将士仅三千。诸葛恪五月初一到新城即下令猛攻，又在城四周筑起土山改善地形劣势。由于司马师的命令，无论是毌丘俭还是司马孚的援军均未到达新城，使得诸葛恪能在前线布防重军。张特虽然善守，无奈彼此之间差距太大，到七月时新城之中伤亡已有一半，城池残破无法固守，可以预见再打下去城池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一点吴魏双方都很清楚。这时张特开始发挥他的智谋了。他站在城头冲吴军喊话说：“现在新城之中伤亡惨重，我也无心再战。只不过魏国针对我们这些守城的将领有专门的法令，如果城池被攻超过百天而救援不到，即使投降敌人，家族也不会因此而连坐；我在这里抵抗到现在已经有九十多天了，眼看就要凑够一百天，更何况城内幸存的一半人不愿投降，请允许我好言抚慰他们，明天早上我就开门投降。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请将我的印绶拿去作为凭信。”说着将自己的印绶从城上扔了下去。张特演技极佳，一番说辞居然打动了吴国人。吴国军队并没有接受他的印绶，只希望张特能按约定投降就好了。张特趁吴国人意志松懈，当晚抓紧时间对城池守卫进行修整，一些易被攻击的要点甚至采取了双重防卫措施。第二天早上等吴国人准备入城之时，张特又喊话说：“我现在只有战斗至死了！”意为绝不投降。诸葛恪不意自己一念之差居然做了和尾生、宋襄公一样的蠢事，不由怒气勃发，但城池经过修缮一时难以攻克，他绞尽脑汁仍然无计可施。

　　诸葛恪在新城之下逡巡三月有余寸功未立士气已衰，转眼又赶上暑湿季节，因为饮食、居住环境的问题得痢疾、浮肿的军士极多。诸葛恪自幼锦衣玉食不能顾下，各军营的书吏向他汇报病倒的人数逐日增多，诸葛恪不去查验真伪，居然以为是这些人逃避战斗故意装病，甚至想要杀了这些前来汇报的人，因此从这之后没人敢对他说实话。他还把性格直率言语之间触怒自己的朱异贬回建业，又不听都尉蔡林的劝告采取合适的策略，因此蔡林投降魏国，魏国将领得到诸葛恪师老兵疲的消息，于是各部齐进，诸葛恪知进兵不能，于七月底引兵退去，一路上士卒伤病掉队、被魏军掳获的极多，诸葛恪对此不闻不问，居然晏然自若。

　　在魏国东西边境都有战事的时候，有一位军事家始终默默关注前线状况，这个人就是时任汝南太守的邓艾。邓艾从诸葛恪一系列的表现判断出诸葛恪必将自取灭亡，原因在他“竞于外事，虚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并且指出诸葛恪的才能绝对比不过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这四位贤人。这四位都曾得到君主的绝对信任但在君主去世后却不能免祸，因此诸葛恪覆亡指日可待。邓艾将分析后的结论上报给了司马师，司马师对此也深表赞同。

　　日期：2015-12-11 09: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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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邓艾作出如此分析，在千里之遥的蜀汉越巂郡，也有一位将领做出了类似的推断，此人便是越巂太守张嶷。张嶷虽然官位不高，但识见极明，在他的传记中有几件事可以说明此点：
　　一是公元236年武都氐王苻健请求归顺但过期不到，蒋琬深以为念，张嶷推断说：“苻健既然请求内附，必定没有别的想法，只是素来听说他的弟弟狡黠，又因为国家对夷、狄赏赐常采用不同标准，他们内部将有所分离，因此才拖延了时间。”后来苻健之弟果然带领四百多户归降魏国，只有苻健独自来降。

　　二是在费祎遇刺前，张嶷见费祎恣性泛爱，对自身的人身安全缺乏最基本的防卫意识，曾经写信劝诫费祎，并以东汉初年名将岑彭、来歙先后被公孙述的刺客刺杀这一典故来加以说明。只是费祎最终未能采纳而遇害。
　　此次诸葛恪用兵失败以致声望大跌，从蜀汉的角度讲，其实并不愿意让此事发生。因为诸葛恪是一个主战派，他的用兵可以牵制大部分魏国军力，有利于蜀汉北伐，而且因为诸葛恪与侍中诸葛瞻的亲戚关系，相对于汉吴官方礼节性的拜访两者还可以有私下的交流，在某些问题上更容易达成一致。张嶷跟诸葛恪素不相识，于是给诸葛瞻写了封亲笔信，意在让诸葛瞻对堂兄有所规劝。张嶷在信中说：“现在吴国孙权刚刚去世，即位的孙亮又年幼识浅，诸葛恪身为太傅受辅政之任，是多么的不易！当年以周公之明，管叔、蔡叔尚且谋划作乱，霍光辅政，燕王刘旦、鄂邑长公主、上官桀这些人也试图举事，只是因为周成王和汉昭帝的贤明，才使得周公和霍光免于受难。过去常常听说大帝孙权乾纲独断御下极严，却又在临终前紧急招入太傅托以后事，已经很让人担心。又吴楚之地人民性情急躁勇悍，这种性格也不利于辅政。现在太傅亲自统军远离年幼的君主，恐怕并非良计。如果郎君您不对他说以忠言，还有谁会对他说真话呢？如果他能班师回军，广积粮草，务行德惠，等几年之后内部安定之后我们再东西并举不迟。”

　　果然，诸葛恪在洛阳逗留一月返回建业后，不仅不闭门思过，反而对下级的管理更加严格苛刻，并且擅自改变多起人事任命，甚至还有再次出兵青、徐二州的打算。他的这些举措使得原本对他推重的孙峻迅速走向了他的对立面——孙峻是孙坚之弟孙静的曾孙，论亲缘关系与孙权已算疏属。但在孙权晚年孙峻因精明强干得到重用，还与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一同成为了顾命大臣，对朝局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孙峻见诸葛恪民心尽失，于是在当年冬天十月，以吴主孙亮之名诱诸葛恪入宫。诸葛恪犹豫再三还是听从滕胤的劝告入了宫，侍者端上饮酒，诸葛恪心生疑虑并未服用，而是改用自己携带的药酒。酒过三巡之后，孙峻借口如厕换上短装，声言有皇帝诏令捉拿诸葛恪，并当场诛杀诸葛恪。从此孙峻担任了东吴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还在官职序列中取消了御史大夫的设置，成为权倾东吴朝野侧目的一号权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