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满清自立朝以来第一次遭遇外敌入侵。说来好笑，在儒家语境下，满洲人原为帝国边外“夷狄”，趁中原内乱之机夺取权柄，从此主宰华夏乾坤。经过两百年统治，满洲人成功地奴化了中原人，他们把满洲人的发式、服装、词汇乃至体制移植到了中原。满洲人吸取了蒙古人的教训，他们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并向汉人精英广泛开放政权，这就使得清朝成为满汉两族共同的帝国。不过，满洲人从骨子里提防着汉人，为此他们推行种族隔离，强制剃发易服，大兴文字冤狱。在满清之前，皇帝的权力没有多大，文士的地位相对较高，乡绅的作用不可小视。满清的确盛产明君，但其整体社会发展远不及大明，就更不用说两宋了。据说，被劫持的人质会在劫持过程中慢慢理解劫匪，并站在他们一边，甚至爱上他们。西方心理学将这种现象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显然，1840年之前的汉人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虽然也有人试图“反清复明”，但不是吴三桂那样的骗子，就是洪门那样的帮派，至于文人士大夫，早吓尿了。什么国家民族，什么文人气节，去他妈的高尚，活命要紧，富贵要紧，人生在世财色而已！这种不负责任的亡国奴文化成了满汉两族共同的精神遗产，对这种文化的全面反叛则成了近代中国长期革命的重要燃料。

　　1840年，“劫匪”和“人质”的好日子结束了，英国远征军携坚船利炮轰开了“上国”的禁门。战争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是“天-朝”威严的门面第一次被戳破。战后，获胜的英国人要求清廷割地赔款并开口通商。从战争爆发的本源及战后条约的重点来看，这次对外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但它还是被包装成了为“禁毒”而打的道德战争。而事后国人对战争的反省也多停留在道德层面，人们一味指责当事人自大、不负责任和贪污腐化，总之就是一群笨蛋加混蛋毁了大好中国。更让今人气愤的是，这群害人精战后居然不思悔改，依旧在“老子天下第一”的幻梦中蹉跎，直到让英法联军于二十年后占领了北京城、火烧了圆明园才算稍微清醒。

　　1861年，守旧的咸丰皇帝在避难承德时驾崩，他的宠妃慈禧以独子载淳为筹码，联合恭亲王奕�6�0发动宫廷政变，叔嫂二人推翻了咸丰钦定接班政权，确立了垂帘听政体制，开启了自强图存运动。慈禧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她喜好阅读古典书籍，对新事物也能接受，她虽对洋人素无好感，但也深知改革之不可避免。恭亲王奕�6�0是咸丰帝的弟弟，颇有才干，也因之备受咸丰猜忌。奕�6�0对西洋器物情有独钟，他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改革口号，联合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崛起的汉臣集团发起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搞得颇有声色，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课，1864年《万国律例》发行，同年“洪杨之乱”被彻底平定，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同年留美幼童起航，1876年开平煤矿运营，此间城市开始有电讯联络……
　　洋务运动得到了慈禧的全力支持，慈禧以巧妙手段压制顽固派，这就使得洋务运动进行得比日本的幕末改革顺利得多。洋务运动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自强”，一是“求富”，大清不但有了近代兵工厂，而且有了近代纺织厂，看上去与日本的“富国强兵”并无不同。此时，中国的经济指标和国际影响也走出了最低谷，开始出现“中兴”之态，人们也觉得“盛世”将临。
　　1894年，中日两国为朝鲜半岛大打出手，甲午战争爆发。在这场中日民族对决中，日军不但消灭了北洋水师，而且占领了满洲和辽东半岛。慈禧太后赶紧派洋务重臣李鸿章赴日乞和，两国在讨价还价后签署了《马关条约》。
　　在《马关条约》之前，中国虽有对外赔款，但其总额十分有限，对帝国影响微乎其微。《马关条约》则不同，它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局不得不靠借外债来还赔款。大举借贷外债的后果是严重的，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描述：“兹后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上情形在中国进入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甲午之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自尊，也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路线，北洋大臣李鸿章更是被公众视为“卖国贼”。此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温和派提出了君主立宪，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出了共和革命。
　　（未完待续）